[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1-0017-07 “萧红热”本来是一个文学现象，但近些年来由于融媒体的强力介入，它从文学现象越来越呈现出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一个作家，一个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文坛，并且只活了31年的年轻女作家，在过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不仅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更是成为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一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萧红热”的文化现象 萧红从20世纪30年代初登文坛，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鲁迅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的第三种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专门为之写序，给予了深情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胡风又作读后记，再次给予中肯的评价和热切的期待。在两大作家的护航下，特别是在鲁迅的推荐下，年仅24岁的萧红几乎一夜成名，蜚声文坛。当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问及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即萧军)等人之后，又特别提到：“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1]《生死场》对抗战前后东北沦陷区农民苦难生活的描写极大地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销量也非常之好，先后再版了二十余次。1936年，周扬更是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将《生死场》纳入了“国防文学”的范畴，强调了《生死场》特有的时代价值。但客观地看，虽然1935年《生死场》的出版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是这段时期有关萧红研究的成果并不多，除了鲁迅、胡风两人比较权威的解读，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评论文章，比如日本作家鹿地亘撰写的《交友录第一页》(连载于1937年7月15日至18日的《报知新闻》)、谷虹的评论《呼兰河传》(载于1941年《现代文艺》第4卷第1期)等，这些评论文章也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之后，茅盾、丁玲、许广平、柳亚子、白朗、绿川英子(日本)、端木蕻良、骆宾基、聂绀弩、戴望舒、夏衍等人都先后发表了悼念文章，其中除了茅盾1946年8月为《呼兰河传》所写的序言涉及对作品的深入分析之外，其他大多数文章都是停留在悼念故人的感性层面。从此之后萧红的名字就很少被提及，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也只是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一员被纳入左翼阵营受到肯定，而且只是寥寥数笔带过，并没有进行详细的介绍。可以说，在随后的几十年内萧红的文学价值是封冻着的。 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迎来了多种机遇。虽然1981年萧红诞辰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举办得十分隆重，萧军、骆宾基、舒群还有海内外60多位专家学者都出席会议并展开研讨，但此次会议的社会反响平平，相比于“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掀起的“沈从文热”“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等，长期被定位为“左翼作家”的萧红没能在这阵“拨乱反正”的浪潮中“热”起来。甚至还不如对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重新评价引人关注。所谓“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评价和艺术分析有着独特的贡献，但他的政治偏见和艺术上的褊狭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对鲁迅和左翼作家的贬抑，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文学立场和政治态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张爱玲40多页的篇幅，而对萧红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2]这句话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来说有着比较典型的意义，它既看到了萧红作品在艺术上的“高”，又不愿意对萧红的作品多加评论。但美国另一位汉学家葛浩文及时“发现”了萧红，他1979出版的《萧红评传》突破了以往萧红研究中“抗日”“左翼”等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确切地指出了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展现了抗战时期的农民抗争，而是在于萧红对于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关注和日常生活的敏锐感受。同时葛浩文还高度肯定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马伯乐》等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作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完整的角度，尤其是更客观的态度，展现了萧红及其文学创作的整体价值和意义。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对中国大陆的萧红研究影响很大，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更开阔的思维、更丰富的视角对萧红进行阐释，包括生平的考证、女性意识的发掘、思想价值的阐释、作品的文体特征、萧红与鲁迅的师承关系等，均成为萧红研究的新的重要维度。一时间萧红研究呈现出井喷之势，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1990)、秦林芳的《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1990)、单元的《萧红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2002)等都是其中优秀的成果。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显示，笔者统计1961-1980年，有关萧红研究的文章总数仅有193篇，而1981-1990年，有关萧红研究的文章已经多达663篇。除了研究文章大量涌现之外，各种版本的萧红传记也纷纷出版，1993年的统计表明，“国内外为萧红立传的艺术作品已达到70来部。16部传记或传记小说均已出版问世”[3]，其中比较优秀的有肖凤的《萧红传》(1980)、丁言昭的《爱路跋涉——萧红传》(1991)、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1995)、刘慧心和松鹰的《落红萧萧》(2009)等等。 这种学术界的热潮到了2011年又迎来了一次集中爆发，萧红诞辰100周年的契机带动了萧红研究会、萧红文学院，萧红纪念馆、萧红文学奖，萧红国际高峰会议、萧红百年纪念研讨会纷纷登场，此时由萧红引发的关注已经和30年前那场70周年诞辰纪念会大相径庭。2011-2012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显示出的有关萧红研究论文已经高达3 712篇，图书市场出版的相关著作更是蔚为大观，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70万字的《萧红研究七十年》(2011)，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版四卷本《萧红全集》(2011)，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季红真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2011)等等。 实际上作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并不罕见，但萧红近些年来引起的关注和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而被拉到全民讨论的文化环境当中。这种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界两头都“热”的现象，在现当代作家中十分少见，不要说同为著名女作家的冰心、丁玲、林徽因达不到，即便是前几年非常火爆的张爱玲都很难赶上萧红如今的势头。近两年的热潮是由几部以萧红人生经历为题材的电影带动起来的。2013年霍建起导演的电影《萧红》上映不久，2014年香港导演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又强势袭来，尤其是《黄金时代》，在上映之前就已经受到众多文艺青年的积极推荐，多次在网站、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媒体上成为热门话题。虽然上映之后票房遇冷，但《黄金时代》还是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话题度，获得了金马奖、金鸡奖、金像奖等各大奖项的提名及获奖。与此同时，很多文学、文化及社会性和综合性的期刊也纷纷推出萧红的相关专题和报道，网络上各种相关话题也不断被推送出来。在电影、杂志、网络等各方媒介的立体作用下，萧红又一次“热”了起来。据笔者统计，在百度网站上搜索“萧红”，出现的相关网页约1 170 000篇，网易文化论坛上“萧红”的相关结果有6 260条，新浪网站搜索与萧红相关的新闻3 998条，博文数量更是高达89 156篇。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萧红热”的浪潮就一阵接着一阵，几乎没有停下来过。我们之所以把“萧红热”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对萧红的关注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从学术界扩展到了文化界，从研究专题到大众话题，从文本艺术走向视觉艺术，进而走向网络空间，多层面、多角度、大范围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这一现象至少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一是大众对文学的自觉参与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二是文学经典自身的价值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而这种考验尤其需要大众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