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衍全集》(以下简称“夏全”)的出版是夏衍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这套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牵头编辑、出版发行的大书基本解决了以往夏衍研究中异常困难的资料收集问题。它收集的许多资料，如夏衍解放前的译文、与人合写的剧本、建国后的各种讲话以及书信和日记，在过去有不少是仅闻其名而难觅其踪影的。就更不用说“夏全”的编辑者们精选夏衍文章的版本，加以比勘校订，使夏衍创作文本得以最善的版本形式出现。这些工作为研究者、爱好者全面信实地进入夏衍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 在相当程度上，“夏全”已可视作当前夏衍研究的标准版本。 不过，既然以“标准版本”来作要求，这“夏全”的整个编辑校订工作似乎还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的细节问题。尽管这些局部的问题并不足以动摇全集整体的编辑质量，不过，如能有所改正，自然更有助于夏衍精神思想的传播。作为夏衍研究的业余爱好者，笔者不揣学识谫陋，现将阅读“夏全”时所得一些粗略的感想陈述于下，以就教于各方家。 首先是编辑体例的问题。 《夏衍全集》共分16卷，第1卷为“《戏剧剧本》(上)”，第2卷为“《戏剧剧本》(下)”，第3卷为“《戏剧评论》”，第4卷为“《电影剧本》(上)”，第5卷为“《电影剧本》(下)”，第6卷为“《电影评论》(上)”，第7卷为“《电影评论》(下)”，第8卷为“《文学》(上)”，第9卷为“《文学》(下)”，第10卷为“《新闻时评》(上)”，第11卷为“《新闻时评》(下)”，第12卷为“《译著》(上)”，第13卷为“《译著》(中)”，第14卷为“《译著》(下)”，第15卷为夏衍自传《懒寻旧梦录》，第16卷为书信、日记、年表。为节约篇幅起见，以下第1卷《戏剧剧本》(上)卷简称“夏全1”，以此类推，至第16卷简称“夏全16”。 这其中，戏剧剧本、电影剧本、译著、自传以及书信日记的编辑体例不会有大的争议，关键在戏剧评论、电影评论、新闻时评与文学这7卷的文体分类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学术研究中，文体分类从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平常所讨论的文类体裁，它的划分标准在学术逻辑上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谓文体，有时是根据其形式特征而言(如诗歌、小说等的分类)，有时根据某些约定俗成的称谓而来(许多地方曲艺与传统文类的称谓即由此而来，如越剧的原初形态“的笃腔”即来自惯例的称谓)，有时根据其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功能作用而言(如记叙文、说明文等的分类)，有时根据它和人类不同精神活动的关系方式而来(如文学创作、科研论文等的分类)，有时它有时代属性(如“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揭发材料等，似也可单独当作一种文体，而这种文体离开当时的特殊语境即自行消亡了)，有时还和创作者个人风格、趣味及其他一些元素有关(大作家往往能够带动某一种特殊文体的形成、发展，如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狂欢体”，鲁迅之于杂文等都是有名的案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不少文体还有历史发展的变迁过程。简言之，在批评实践的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文体的辨析虽然都是常规性的，就是说人们根据某一种特定的逻辑不难对文本的文体性质作出区分，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少文本也有多种文体属性。这时研究者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立场或需要对文本进行分类。 夏衍的写作就经常存在多种文体特征复杂交织的情况。这和他一生行迹的复杂性有密切关系。他交游广阔，涉猎方面极多，在戏剧、电影、文学、新闻、翻译、统战、外交、出版、收藏乃至隐蔽战线等领域都有很大成就。因此，他的许多文章就同时兼有横跨多门类的特点。这里可以很随意的抽取一篇《庄严的使命》为例来略作分析。这篇文章是他1985年2月在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创立75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首先是一篇忆旧性散文，但它既是庆祝会上的讲话，当然又有一般意义上同类公文的功能作用。由于夏衍特殊的身份(中国的文化名人、九州工大的毕业生)，由于中日特殊的关系(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1980年代中日两国间较为友好的关系)，因此这份讲话同时自然也包含着强烈的外交和统战上的作用。按照不同的文体分类标准，该文的归属门类是不同的。夏衍的许多创作，如报告、讲话、书信等，都有这个特点。夏衍自己早就说过，他的不少作品是多文体“之间的文章”，编起文集来，“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①如果做个案研究，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全集的编纂中，这却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夏全”试图将夏衍剧作、自传、译著、书信日记之外的写作的文体分类明确化、单一化，以戏剧评论、电影评论、新闻时评与文学四大板块来统约这些文本。但由于我们前述的文体分类本体论意义上不可避免的含混特性，因此也就不免在全集的编纂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疏失。这些疏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集的文体划分不够统一。 我们可以举几个实例为证。 “夏全9”在编辑体例中说，“50年代后，尤其是十年动乱后，夏衍写了许多怀念故人往事、文情并茂的散文，一并收入此卷。”②但事实却未必完全如此。严格地说，本卷收入的忆旧类散文只是较少包含戏剧、电影界的忆旧作品而已。虽然这一卷也包含了《悼金山同志》、《忆孟超》、《不能忘却的纪念》等纪念电影、戏剧界人士的文章，但这类文章的主体，则在“夏全3”与“夏全7”中。对瞿白音、应云卫、宋之的、欧阳予倩、于伶、李健吾、万氏兄弟、郑君里、蔡楚生等人的怀念(或思念)均在这两卷中。 又比如按照“夏全8”的编辑体例，“收入本卷的文学评论，一部分是在文学艺术团体代表大会或专业性会议上的讲话”，夏衍1986年在杭州大学作的题为“适应时代 面向未来”的讲话理应收入本卷，却实则收入了“夏全9”中。而编入“夏全9”的《移山与取经的精神——〈仙宫宝石〉给我们的启示》、《给〈新观察〉的信》、③《〈憩园〉后记》等却更宜编在“夏全7”中，因为这正是他对电影的“评点”。④又比如，同为谈论体育问题的文章，《给郎平的一封信》收在“夏全9”中，《从世界杯谈到中国足球》却收在“夏全11”中，此种差异不知根据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