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文学”，一个不无尴尬的场景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多次引述。198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文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大学著名汉学家丸山升教授主持的座谈会上，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加藤三由纪女士问了一个问题，难住了在场的专家学者。蒋守谦先生曾经专门著文回忆这一场景： 需要介绍一下研究会的另一位发起人、年轻的女汉学家加藤三由纪。她曾在我国山西大学留学，专门研究赵树理。在丸山教授主持的第一次座谈会上，由于她的提问，引出了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小插曲。她问道：“‘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由谁最先提出的？”这可把我们问住了。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写文章论述过新时期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内涵、特点、意义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却没有考虑过“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由谁首先提出，最早见于何种报刊、哪篇文章。这不正反映了我们研究工作上的一个疏漏吗？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我们只能回答说，没有注意过，回国后愿意作这方面的考查，以后找机会再作交流。学术交流中的坦诚，可以补救知识不完整所带来的愧报，日本朋友对我们交的一份“白卷”也表现得相当通达。① 蒋守谦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多次赞叹日本学者“朴实、严谨的学风”。悠悠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提问的加藤三由纪女士已经成为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笔者和加藤女士近年有过交往，切身感受到其缜密扎实的学术品格。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考证“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某种程度上回应着当年的提问。然而，“新时期文学”之源起，这个对于理解当代文学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已经找到了切实的答案？ 本文尝试结合之前的研究，考证“新时期文学”的来龙去脉。结合一些新的史料以及对于以往研究材料的辨析，笔者想在下文重点讨论的是，“新时期文学”真正有历史性的起源，源自1978年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笔者认为，只有在“新时期总任务”的视野中理解“新时期文学”，才能打开“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能量，从死去的概念变成有生产性的概念，展现其未死方生的历史逻辑。 一 以往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证 蒋守谦念念不忘加藤的追问，从日本访问归来的几年后，他写了一篇《“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以下简称蒋文)，发表于1995年5月20日《作家报》(署的是蒋守谦常用的笔名“史燮之”)，考证“新时期文学”的由来，这篇文章被后来的研究多次征引②。在《“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的考证中，蒋守谦认为“新时期文学”始自刘白羽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明确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工作的新任务，动员鼓舞全国各族新老作家，特别是要扶植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团结起来向前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奋斗。”③同时，蒋守谦认定张炯《新时期文学的又一可喜收获——简评中篇小说的崛起》(《文艺报》1980年第2期)是“最先把‘新时期文学’放在题目上加以标举的一篇文章”④。 蒋文发表4年之后，洪子诚、孟繁华主持《南方文坛》“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概念进行历史梳理，专栏文章后来以《当代文学关键词》为题结集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成为学界重要的参考著作。在《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该专栏发表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一文(以下简称丁文)。和蒋文有所不同的是，丁文在“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的对照框架中来讨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开篇首先提到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该文(刊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最早正式提出了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⑤。丁文认为“新时期”在1978年5月提出之后，文学界随之而动，在1978年6月开始使用“新时期文学”，“出版于1978年6月25日的《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刊载了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一文，第一次推出了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⑥。在此基础上，该文勾勒了“新时期文学”如何被文学体制所吸纳：1978年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刊于1978年7月5日出版的《文艺报》1978年第1期，系《文艺报》“文革”后复刊号)，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一期的《文艺报》还刊有周扬《在斗争中学习》，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述；最后，是著名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的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1979年11月1日)。丁文到此得出结论：“至此，周扬以官方权威发言人的身份，正式确认了‘新时期’的提法，‘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分期概念”⑦。 丁文和蒋文相比，进一步推进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据。从政治推及文学的框架，和囿于文学谈文学相比，自然更为契合“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实际情境。不过，本文下文将通过重读丁文所征引的文本，指出该文除了史料上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之外，在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关键之处犯了一个“断句”的错误，很遗憾地略过了“新时期文学”真正的起源。“断句”的错误，不能简单地归于研究者的误读，而是联系着理解“新时期文学”的隐形框架。这方面且见下文分解，此处不赘。 丁文发表之后，过了几年，反倒是蒋文迎来了回应。“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当事人与见证者、《人民文学》老编辑刘锡诚在2005年3月5日《文艺报》上撰文批评蒋文： 蒋守谦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注意到1978年6月5日通过的《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新时期文艺工作”这一词汇的使用，更忽略了周扬于1978年12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一文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这一比较规范化了的专有词汇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周扬在广州讲话之后，其讲稿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印成内部征求意见稿，在领导范围内征求意见，同时《广东文艺》1978年12月号予以发表。稍后，其定稿于1979年2月23日、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从此以后，“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文艺”，逐渐为文学理论评论界所认同和采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名称。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