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爆发，史称“十七年”。这一段文学中小说之发展，世所瞩目历来在长篇，举凡《三里湾》《保卫延安》《风云初记》《林海雪原》《三家巷》《红旗谱》《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人们盖不难如数家珍，至于中短篇情形则渐多遗忘，于其迁变递替线索尤失钩检。有鉴乎此，本文试为一述。 1949年后，文学根本之变在于生产方式。先前的放任散宕，纳入集中一统的组织形态。内中，促成这种形态的重要一着，是新中国成立初肇始的“机关刊物化”过程。过去文学期刊，多为私营同人性质，随着新政权开展杂志重新登记工作，此类刊物逐渐受限和裁汰。据出版总署1953年底统计，经二三年整顿，全国各类杂志共281种，内“国营杂志236种，公私合营杂志9种，私营杂志36种”，国营杂志已居压倒优势。报告在将“私营杂志减少了”列为突出进展的同时，表明今后还要“进一步改造私营杂志”。①到1950年代中期，私营刊物终于亡其踪影。文坛期刊改造的集中体现，便是全新的“机关刊物”应运而生。它们系财政出资，由官方各级文艺组织经办。国初仅数种，1956年前后出现较大面积增加，进至1960年代初，终在各省市广泛铺开。故而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颇可视为一段由“机关刊物”负载和体现的历史，尤其中短篇小说，除少量由报纸副刊发表外，多系经“机关刊物”审核和录用而付椠。而此类刊物中，《人民文学》无疑有其突出位置。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头二三年，一以数量稀少，一以地位特高，《人民文学》近乎独秀，稍具影响的作品鲜有不出此者。 短篇《我们夫妇之间》载《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50年1月1日出版。拟于旧式正朔，是日亦可称共和国元年元旦。小说发表后，读者以为“引人入胜”“新颖”“富有艺术性”，而尤称道它“生活细节的描写”。②转至翌年6月，突招批判。6月25日到12月25日，《文艺报》的批判持续半年，凡六期，共登批判文章十一篇，召集批判座谈会一次，是为当代首例遭大规模批判的作家作品。批判矛头所向，不唯限于作者，《人民文学》亦同列咎谪对象。在批判尾声，《文艺报》登有姜素明《我对〈人民文学〉的一点意见》，一揽子点了《人民文学》八九篇作品，斥之“接二连三”犯错误，断言“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工作中，是长期地存在着思想混乱的现象”，质疑“《人民文学》的编辑人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很好地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线”。③于今看，小说主题十分“正面”。一对革命队伍夫妇，入城后思想感情闪出裂隙，根源则溯之于知识分子丈夫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残余。小说以此种主题，竟遭批判，殊为不经。然而当时文艺警戒尺度，不唯视于作品主题内容，也涉及诸多细枝末节。作者有两点犯忌：一是着眼普通生活，从柴米油盐写夫妇之伦；二是叙事上将知识分子身份的丈夫置为第一人称。就第一点言，批判者认为小说将革命者生活的表现降低到家长里短、夫妻龃龉，谓之“庸俗的小市民趣味”。而第二点，以知识分子人物为叙述人、以他的口眼看与说，则被认为是导致对工农出身妻子“丑化”的根源(若干年后，为根绝因人物关系不当而贬低无产阶级人物形象，还特意规定了“三突出原则”，强迫文艺创作依阶级先进性安排人物在情节中的主次)。作者萧也牧主观上，确有意做一点尝试。他曾表示：“今天我们进入了城市，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④以为可在主题“正确”的情况下，稍换写法，以贴合“进城”后文学环境之变化。显然，《人民文学》编者亦认可于这一尝试。 一道招致批判的还有短篇《关连长》(作者朱定)，声势相仿，唯作者后未闻命运有萧也牧之惨。此作与《我们夫妇之间》同期发表于《人民文学》，写解放军攻沪战役间，某连遇敌军以小学校为据点顽抗，连长关某从望远镜察见“一房间挤满了很多孩子，有几个小的正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把鼻子压扁了，天真地向我们这边看着”，遂弃用炮击，甘冒弹雨身先强攻，以此阵亡。作品如置今天，盖无任何诟病之可能，当时却被猛烈诘斥。罪状一是军事冒险主义，二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前者指关连长决定造成部队“无谓牺牲”，后者则关乎其思想根源。 曲直是非之外，现象的有趣在于《人民文学》所发作品，接连被《文艺报》非议。两家俱系“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是全国文协(作协前身)“机关刊物”，《文艺报》则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所奉思想与尺度理应略无不同，然而此所以为是者彼所以为非，让人不解。实际上，《文艺报》本非一意欲与《人民文学》为难，其所以突然揪住后者大动干戈，应该是非常具体地出于某个特殊原因。 那便是《武训传》事件。是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亲笔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而《文艺报》对《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的批判则启于6月，正是社论面世后下一个发稿周期。更可以证明《文艺报》批判乃急起迎合之举的，尤在于两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即都经过改编被拍制成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关连长》则为石挥自导自演，均于1951年上半年出品。鉴于宸心方瞩目于影事，若谓《文艺报》此选乃无心插柳，谁云其然？⑤通观此事，盖有三个特别之处：一就是二作均已改拍电影；二是二作发表均在一年前，彼时未批却批于此时；三是单就“可批性”来说，《人民文学》恐怕还有更值得树为靶子的作品，却并未被当成重点甚至未予触碰。综此三点，《文艺报》突然揪住《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大事挞伐，显然是《武训传》事件引出的后果，从文学角度以应其命。 《武训传》事件开启了“十七年”“重大”文艺斗争模式，亦即由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发起文艺领域批判运动。这种运动过去还未尝有，《武训传》事件是第一次，之后《红楼梦》问题、批胡适、反胡风、反右、两个批示，遂接踵而至、连绵不绝。之前文艺思想与尺度虽已一统，但余地犹未全消。从《武训传》事件前《人民文学》所刊作品看，《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绝谈不上多么“出格”，其不幸中弹，实因被改成电影而碰巧充当了文学界对于《武训传》事件的祭品，实际上，《人民文学》有些作品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