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调和”如何等于compromise “调和论”在清末民初有着广泛的政治与文化影响。作为这一思潮的核心概念，“调和”在古代汉语中已经有较为普遍的使用，其含义也从“味道的合理搭配”、“阴阳调和”等引申为治理的和谐以及某种经过中和而形成的平衡理想的状态。①但只是到了晚清，随着西学的进入，“调和”一词才与compromise这一英语词汇对应起来，词义也得到了显著的拓展、丰富与充实。同时，以“调和”(compromise)为基础概念，形成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一套理论表述，并涉及政治、文化、哲学等多个学科。 compromise，既可做名词又可做动词，今译为妥协、和解、折中、退让等。显然，这些涵义之间的区别并非那么无关紧要。在现代汉语的背景中，根据不同的语境，对这个概念及其内涵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理解与反应。在《群学肆言》中，严复曾将compromise译为“得半”。②真正注意到compromise的重要性，以“调和”译之，并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介绍到中国的是章士钊。③从《民立报》时期，章士钊就开始宣传奢吕(Scherer)、梅因(Maine)等西欧政治学家的理论，这既是他效法英国政党政治的理想，也是被宋案之后的国内政治乱相所刺激。二次革命失败，“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因为殳”④，他对政治调和论的鼓吹，变得逐渐面目清晰起来。在《甲寅》第一号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政本》，为政治调和论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恶性循环之内在原因在于治者之“好同恶异”，甚至连革命党亦不能避免此病，“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遂致失败。章士钊自己既反对袁世凯政府大权独揽，又曾被同盟会激烈派所排挤，因此他认识到必须有多元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彼此宽容，即“国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气，无新无旧，无高无下，无老无壮，无贤无不肖，悉出其聪明才智之量，投之总货栈”⑤，才能有健康的政党政治和共和宪政。袁世凯独揽大权、驱逐国民党之后的政治险局，是政治调和论出炉的时代背景，而章本人的政治经验则是他提出调和论的主观诱因。 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共存、相容和制衡，必然要求彼此之间的调和，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⑥章士钊在《政力向背论》中，采用了一套当时颇为流行的科学叙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他以英国政治学家蒲徕士(James Bryce)的《历史与法理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中的一篇文章作为立论的基础，认为此文“极言作政/当保持两力平衡，名言精义，旷世寡俦”，而蒲徕士的文章正是以牛顿的离心向心力互相平衡的物理学定律作为理论基础。例如，政治学当中非常重要的集权/分权的矛盾，按照这种自然科学的原理就可以迎刃而解：“是就向心力而论之，为先驰而得张，就离心力而论之，欲取而先与。物情治道，往往相通，一语道破，万惑都解”，“是故欲集权者，不当于集权求之，而当于分权求之”。同时，章士钊也接受了美国政治学者罗伟(Lowell)的观点：法国之所以能够在1875年之后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避免革命，“乃明于政力向背之道，掌力者惟使两力相待，各守其藩。由是一党既兴，决不过用其力，以倒他党；他党以能尽其相当之分，遂乃共趋一的，而永纳其国于平和有序之中。此其关系，最可深长思也”。所以，无论英美，其共同之处，“乃政力之向背，本无定形，而无论何种国家，两力又必同时共具，则欲保持向心力，使之足敷巩固国家之用，惟有详审当时所有离心力之量，挽而入之法律范围之中，以尽其相当应得之分而已。易词言之，使两力相剂，范成一定之轨道，同趋共守，而不至横决而已，此外无他道也。他道皆政治自杀之愚计也”⑦。 至此，章士钊以西方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的政治调和论已经初露雏形。接着他又发表了《调和立国论》，进一步明确了“调和”在他的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章士钊认为，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乱象，非采取政治调和而不能救其弊。尽管当时实现政治调和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但这并不妨碍章士钊从思想层面宣传调和理念，将“调和论”从政党政治的运行之“术”提升为治国之“道”，将调和论的实行暂时悬置起来，将宣传调和论视为一种随时可以进行的积极行动，以启蒙等待时机，以宣传寻求时机。他说： 愚言调和，论其理也，未著其方也。吾惟问调和之理是否可通，并不问调和之方将于何出。前者逻辑之事，后者医术之事，愚此论乃慕倍根，并不自称扁鹊也。吾惟问调和之道，于今为宜，并不谓调和之机，即今已熟。前者乃学者之事，后者乃政家之事。⑧ 处于当时政治情势之下的章士钊，心态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指出“调和者，实际家之言也。首忌有牢不可破之原则，先入以为之主，吾国调和事业之无成功，病即在此”。虽然革命党也有此病，但章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袁世凯政府的专权。另一方面，无论是袁世凯政府还是国民党，章士钊对它们能否接受政治调和论，又没有多少信心。他的只谈学理、不问实践的表态，或许正是对自己的无奈调侃。 二 政治“调和”论的展开 章士钊的系列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国内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调和”之说一时不胫而走。他的主张虽然有些理想化，但不失为在低沉的政治空气中一种清明而理性的声音。他对英美民主政治理论的介绍，虽然对坚硬的政治现实难有触动，但在学理层面却是一种知识的输入，引起国内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同样经历了洪宪帝制时代的常乃悳对此有深切的感受：“《甲寅》也是谈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谈政治和当时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⑨ 在章士钊的影响之下，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周春岳等对政治调和论“笃信之而不疑”⑩。在《甲寅》月刊停刊、袁世凯倒台之后，他们以《太平洋》等杂志为阵地，继续阐发调和立国的理念。1917年3月，李剑农在刚刚创刊的《太平洋》杂志刊首发表了《调和之本义》，对调和立国论表示支持，同时为这份刊物奠定了思想基调。他认为，调和立国之说对倒袁之役已经产生了实际的效果，但舆论对于调和仍有所误解。调和是新旧势力彼此影响，以求进化的表象，而非新生事物向保守势力妥协以致腐化的表象。具体到当前的政治形势，调和应该发生在缓进派与急进派之间，而非新与旧之间、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但当前之政局乃是“反的而行”，急进派和缓进派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争相结纳“固陋势力”，导致新生势力趋于腐化，调和失去了真义。(11)周春岳在《调和与俄国革命》中，对李剑农的观点表示支持，并以俄国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为例，说明政党之间的调和妥协可以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取得革命的胜利。(12)在这里，“调和”被视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具体策略方法，而并非无原则的新旧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