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可以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这种文化当然是以经济和社会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会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在英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和城市相比，乡村无疑处于弱势，这在文化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来，因为乡村的文化属性和价值一般是由那些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人来定义的。乡村被刻意地塑造为城市的一种对立物，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对立当中，乡村找到了自己的重要价值，即作为一种平衡和纠正城市文明的力量。在英国，这种文化定位一方面阻止了城市对乡村的全面侵蚀，另一方面也让乡村以特有的文化价值全面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 一、想象中的乡村 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乡村，一种是真实的乡村，是农民生活、工作的场所；另一种是虚构的乡村，是文化的产物。与现实的乡村不同，人们所想象的乡村是伊甸园式的，那里没有劳作与贫困，有的只是动人心弦的田园风光和闲情逸致。赫伊津哈指出，“幻想着回归自然的怀抱，憧憬着牧羊人式的纯真生活，这一梦想最为强烈也最为持久。”①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段，总会有人厌倦了日常生活的繁琐，想要回归到之前无忧无虑的纯真年代。这种愿望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并且通常要借助文学和艺术来实现。②这很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英国却表现得尤为突出。 牧歌(Pastoral)和浪漫主义都曾经对西方人的文化审美施加了重要影响。牧歌是西方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赫西俄德曾在《工作与时日》中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时节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但牧歌这种文学体裁的公认奠基者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忒奥里托斯(Theocritus)。之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文学体裁，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牧歌诗人。文艺复兴之后，包括牧歌在内的古典文化再一次点燃了人们的热情。在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著名诗人西德尼(Sidney)和斯宾塞(Spenser)复兴了牧歌传统。这种传统在接下来的17世纪和18世纪得以延续。牧歌将淳朴、恬静的乡村生活作为赞颂的对象。这类诗歌往往将乡村生活理想化：乡村是美丽、安详的，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也是快乐、安逸的。这是一种为精英阶层服务，并满足他们审美需求的艺术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辛苦劳作的农民被刻意地忽视了。“具有审美愉悦的田园风光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把农业过程、农业劳动者，甚至整个村庄从视线里清除出去，留下无人的、如画的风景，使特权观赏者能够观赏纯粹的画面。”③ 然而，在18世纪，英国的田园诗出现了新的动向，越来越注重描绘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劳动作为乡村生活的必备元素也成为诗人们歌咏的对象。例如，18世纪中叶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便将乡村生活描绘成令人辛苦劳累的，但与此同时，他又强化了另外一种固有观念——乡村是逃避城市生活的安居地。④ 浪漫主义文学也极大地推动了英国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和拜伦等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下，自然不仅成为一个被动的欣赏对象，而且成为一种塑造完整、健康人格的积极力量。⑤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必要补充，与之相应，乡村所代表的自然也是对城市生活和工业社会所代表的不自然的救治之方。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就仿佛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英国，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从很早便开始存在。双方的分野不仅体现在地理上的隔离、外部形态上的差异以及经济功能的不同，而且表现为文化上的分歧。在18世纪上半叶，一位法国评论家写道：“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诗人们一直在哀叹黄金时代的逝去。这种情感将会继续并永远存在……城镇的生活属于黑铁时代，因为那里聚集着诽谤、嫉妒、野心和背叛。除非受到城镇的污染，乡村不存在这些罪恶。……被恶念占据的人们将永远不会感知黄金时代的快乐时光。黑铁时代将一直伴随在他们左右。”⑥19世纪的英国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自然的乡村与不自然的城市这种文化范式的影响。这种文化取向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诸多新的问题，这使得一些英国人将乡村和自然的一些优点理想化，然后借以抨击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一些弊端。在飞速变化的工业与城市文明中，乡村成了平衡性力量。1846年，迪斯累利在议会所做的为谷物法辩护的演讲中说道：维持工业与农业的平衡是历届英国政府的执政原则，这里不仅有政治和社会因素的考量，而且还关系到民众的幸福和道德，以及国家的稳定。⑦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一方面要面对工业社会的种种挑战，这是一个财富急剧增加的社会，同时也是竞争激烈、节奏飞快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经营一个庞大的帝国，大量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祖国，远赴陌生的异国他乡。因此，面对这个充满陌生、变化、凶险和竞争的外部世界，英国人需要为自己的心灵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逃离外面的暴风骤雨。 20世纪以后，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前所未有，一部分人对城市的厌恶感也达到极点。1937年，英国诗人贝杰曼(Betjeman)甚至表达了让敌方炮弹抹平丑陋城镇的极端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