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曾说过，现代技术与后现代技术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尺寸”与“亲密度”的区别①。如果说前者常以高楼、大坝等宏伟的地标为特点，后者则以迷你、私人化与亲密性为风格。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私人性、智能化、可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正在全世界流行，人类已进入后现代的移动媒体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无线网络对城市空间全方位的覆盖(形成所谓“赫兹空间”)以及GPS定位与各种地图APP在移动终端的大量使用，移动设备的智能性、移动性、网络性、定位性与互动性等都大为增强。在此情况下，移动媒体时代的艺术形式会呈现何种变化?而这又会对现代社会产生何种影响? 不难看出，移动、定位与无线网络——移动媒体的几大要素——都暗示了与空间的紧密联系。一些艺术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空间性。21世纪初，西方开始流行“定位叙事”(locative narrative)，又称“移动媒体艺术”(mobile media art)，出现了一些较有名的作品，如《北纬34度西经118度》(34 North 118 West)、《低语》(Murmur)、《边走边说》(Walking-Talking)、《移动的声音》(Mobile Voices)、《游牧的牛奶》(Nomadic Milk)等。所谓定位叙事，简言之，即是借助定位技术、移动设备与无线网络等来讲故事的艺术形式。相对于传统叙事而言，这是一种以物理空间为故事讲述的背景与主要内容，由定位技术与人群的参与、移动及交互来推进故事线索，同时强调以口头语言来叙述故事的新叙事文体。定位叙事的萌芽可追溯到传统社会中在某个地点的镌刻、雕像、插上旗帜、告示，甚至胡乱涂鸦，或为说明某地某物、或为宣示权力，皆以此对抗时间，尝试把存在意义与特定空间相连，但显然，在这种种定位叙事的萌芽中，超时空意义的获得仅限于静止而独立的呈现。与之不同，借助移动设备、无线网络与GPS等的技术优势的定位叙事，除了定位性(对空间的定位与说明)外，还获得了移动性、交互性与表演性，其叙事功能、参与人群都有质的突破。定位叙事不仅改变了艺术观念与讲故事的方式，孕育着移动媒体时代艺术形式的革命性转型，更重要的是，它与自然空间的天然联系、对空间生存意义的重构以及对政治空间的开拓，表明了移动媒体艺术所带来的空间叙事在空间问题日渐凸显的后现代社会所独有的重要性。 一、重回空间：从虚拟现实到增强现实 自新媒体产生以来，人们对它的质疑似乎从未间断。虚拟社区建构了独立于物理空间的身份意识与归属感，强化了生活总在别处的概念。知识分子由此指责互联网造成了现代人对虚拟生活的沉浸与耽溺。对新媒体的这种不信任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那里得到延续与加强。智能手机的随身性加重了这种沉溺和异化倾向，人们与真实世界的疏离似乎成为常态。一方面，如同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个人从现实的物理世界中退却；另一方面，个体也在人群中消失：“个人成为公众中的孤岛。”②不过，定位叙事或许能够颠覆这一根深蒂固的悲观态度，表明人们对移动媒体的批评不乏理想主义的夸大。借助定位叙事，移动媒体不仅能让个体返归现实世界，也能再次走进人群。 2003年，艺术家米卡莱夫(Shawn Micallef)等人设计了定位叙事《低语》，围绕加拿大多伦多肯森顿市场，他们动员居民们讲述各个地点的私人故事：“秘密的故事被挖掘、私人的真相被揭示，像城市本身一样丰富的传说被发现与分享。”③在收集了这些故事后，设计者在每个地点，均设立“murmur”标志，并印上电话号码。当参与者走到故事的发生地时，即可用手机拨打这个号码，收听相应的故事录音。这些故事或要求参与者观察并寻找周围的故事遗迹或标志，或要求他们向四周探索路径，寻找并穿越故事发生的空间。与此同时，面对这众多的有关空间的故事，参与者需要对大量相互联系的信息进行选择，对故事进行组合。当参与者在城市空间中不断探索地点、组合故事时，非线性的、个人化的故事系列就在不断地讲述与生成。《低语》首先于2003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等城市实践，后来发展到美国加州的圣荷西，2007年又扩大到英国爱丁堡的利斯及爱尔兰的都柏林、2009年转战澳大利亚的季隆等城市，俨然在英语世界风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低语》进一步加强了交互性，参与者不仅凝听、体验与组合故事，也把自己对故事的评论、感悟或个人记忆上传网络，与人群分享、互动。 与《低语》相比，2004年推出的《利柏提斯的媒体肖像》(The Media Portrait of the Liberties)，其设计相对复杂一些。这是一个讲述都柏林利柏提斯地区的定位叙事，包括这样几部分：一是内容制作。首先组织当地居民讲述各种私人化的社区故事，提供图片及视听资料，甚至参与拍摄时的表演，在此基础上设计者制作成一系列视频剪辑，然后把这些故事碎片根据人物(如某个家族的历史)、时期及主题(如一系列关于某建筑物的传说)进行分类与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