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之所在 中日战争结束已经70周年，关于战后中日关系之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是，大多数学者都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讲述战后中日关系，或者以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日华和约》”)之签订为起点讨论战后日台关系(指战后日本与中国台湾之关系)。因此，关于战后初期即国共内战时期中日关系之研究明显不足。既有研究大多将焦点集中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①、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包括对日占领问题)②、赔偿问题③、战犯处理问题④，以及日本人留用⑤等问题上，但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还很薄弱。 石井明、袁克勤主要阐述国民政府关于对日讲和会议之立场。⑥殷燕军的研究自战时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政策谈起，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对了解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过程很有助益。⑦左双文与朱怀远之合著论文主要阐述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对日和会的关系。⑧曹艺以美国外交文书为线索，讨论了1947-1948年对日和约程序问题。⑨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关注当时具体负责对日讲和准备工作的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石源华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初步审议述论》一文，讨论了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制定的一些政策。⑩但是，该文并没有详细阐述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从系统理解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的角度来说，不免缺乏清晰感。基于此，本文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之相关资料，以及《蒋介石日记》等新资料，考察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之组织结构及其所制定的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未能参加1951年9月召开的旧金山和会，中日战争之战后处理以《日华和约》之签订告一段落。但是，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对日讲和构想几乎都成为纸上谈兵。笔者认为，那些没有得到实现的构想，时至今日仍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中日战争结束70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翻开那页历史，重新思考战后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二、“以德报怨”与对日讲和之方针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同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广播演说，强调“‘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呼吁“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因为蒋认为“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11)这篇演讲稿由蒋介石本人撰写而成，文中所言皆发自其肺腑。(12)蒋在其日记中自认该演说“对今后世界和平与中日关系当有莫大之影响”。(13)诚然，这篇演说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演说，对战后中日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政策定下了框架。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14)该决议案首先指出：“我国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负责任特别重大，今后应根据一贯政策，与美苏英法诸大盟邦及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密切合作，以加强联合国之组织。”关于对日政策，该决议案指出：“我国管制日本之政策，应着重培植其民主力量，使侵略主义与机构，不能死灰复燃，以永久杜绝太平洋上之祸患。”此点与蒋介石“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之想法是一脉相承的。该决议案同时还指出：“我国抗战最久，损害最重，日故(应为“故日”——引者注)对盟国之赔偿，我国自应享有优越的比额，与优先受偿之权利，政府应按照此项原则，提出整个赔偿方案，对于盟国行将设立之赔偿机构，更应获得有利之参加，以求我赔偿要求之实现。” 1946年7月，巴黎和会召开，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亲自率团参加。8月9日，王世杰在巴黎通过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发表广播讲话，阐述中国对巴黎和会之态度。(15)由于巴黎和会主要讨论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个国家和约的有关问题，不包括对德、日和约问题。但是，王世杰认为巴黎和会的组织和程序可以作为对德、日和会的蓝本。和会所制定的和约里面关于领土、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条款，对与德、日和约的内容必然有重大关系。所以，王世杰引用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句话，明言应该将其作为和会的指针，强调“关于和约里面的军事条款应该严格，但是政治和经济条款就不应该太严格”。这一观点，成为此后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政策之指针。 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重申以下对日政策。“对于日本不取报复主义，但对其武力侵略主义之复萌，必与各盟邦合作，加以防制，并促其政治之民主化。至于中国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所受生命财产之惨重损害，基于正义公道之合法要求，当责成其切实赔偿”。(16)由此可知，在对日战后处理问题上，当时国民政府最重视的是日本的民主化和赔偿问题。国民政府强调与盟国合作，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对日讲和政策必然要受到盟国的影响。 三、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之成立及其组织结构 1946年10月，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德和议之预期与对日和会之准备”。由此可知，蒋从此时开始着手对日讲和准备。 1947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本年艰巨之预想》，共11项，其中第四项写道：“对日本和会，俄与英对我必多制[掣]肘与损害我利益。”由此可知蒋介石在对日讲和问题上对苏联和英国充满不信任，也就是说蒋已经意识到对日讲和问题之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