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5日出生的王蒙，已经度过了人生八十一年的辉煌岁月。如果从1953年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算起，迄今王蒙的文学生涯已经六十多年了。这六十多年来，王蒙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坛贡献出了17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各种作品集近300部，并有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①可以说，王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学者，也是当代最有思想的作家之一。王蒙的创作生命力最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且充满活力，这简直是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一个奇迹；王蒙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围绕着王蒙的文坛“官司”六十年间不断，也应该是个奇迹。 一、50年代：青春的歌唱与变奏 王蒙的文学生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诞生的初期。这使得王蒙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历史同步共振，王蒙的文学创作成为一部“浓缩的当代文学史和文化遭际史”。因此，透过王蒙的文学写作，我们能够看到王蒙创作的不凡的意义。然而，文学创作毕竟属于个人的行为，我们还需从王蒙的创作说起。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偷偷”地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对于王蒙而言实在是一项庄严而伟大的工程。王蒙说：“我一定要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从少年时期进入了青年时期，从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到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写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② 王蒙的这些话是真诚的，有感而发的。只要我们看一看王蒙的童年生活道路一切都豁然开朗了。1948年10月10日，14岁不到的王蒙成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从那个时候起，王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③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参加革命的动机时，王蒙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法，但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都谈到过。在《恋爱的季节》里谈到钱文参加革命的动机：第一位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的父母感情不和；父母不和促使倪藻革命的情节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也有同样的描述。我们从王蒙的夫人崔瑞芳(笔名方蕤)对王蒙童年生活的描述中，认证了这两部小说的准自传性质。崔瑞芳(方蕤)提到的那个曾写进《活动变人形》中去的“热绿豆汤”情结与“逛棺材铺”事件，④证明王蒙童年的不幸。王蒙曾多次声称“我没有童年”，我觉得，没有童年，主要是指这种父母感情不和与“如同梦魇”般的家庭环境：“可怕的不仅在于父母的纠纷，而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被称为‘三位一体’的相濡以沫的三个长辈也常常陷于混战。……”“……她们跳起来骂：出门让汽车撞死、舌头上长疔、脑浆子干喽、大卸八块、乱箭穿身、死无葬身之地、养汉老婆、打血扑拉(似指临死前的挣扎、抽动)。有时是咒骂对方，有时是‘骂誓’，是说对方冤枉了自己，如自己做了对方称有自己辩无的事，自己就会出现这样的报应，而如果自己并未做不应做的事，对方则会‘着誓’，即不是自身而是对方落实种种可怕的场面情景。骂的结果，常常她们三个人也各自独立，三人分成三方或两方起灶做饭，以免经济不清。这母女三人确实说明着‘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⑤“不但三人吵，甚至骂到邻居。……”“我还要说，骂仗甚至发展到我的姐姐和妹妹身上，以最仇恨的言语给儿童以毁灭性的毒害。……”⑥王蒙虽然在家庭成员中地位相对优越些，但也只是“一个落后的野蛮的角落里的宠儿，这就是童年的王蒙”。⑦这样的充满“乖戾之气”的家庭环境，给童年的王蒙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王蒙在自传里曾谈到自己9-10岁时的失眠经历，并把它写进《青春万岁》，还受到恩师萧殷的批评，但王蒙自己认为“大概我的这些经验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罢了”。⑧是的，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王蒙的失眠(上了冀高和以后的一段时间一直有严重的失眠)，“我只觉得正在向一个无底的深坑黑洞，陷落、陷落着再陷落着”，⑨这种感觉肯定是一种心理危机——抑郁倾向的表现。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也造就了王蒙早熟、敏感乃至多愁善感的文学性格。饥饿、痛苦、灰色的旧时代的生活处境使得小小年纪的王蒙天然倾向于革命，他渴望着新生，他渴望着一个强有力的通体光明的“理想之父”的出现，而革命恰恰充当了他“寻找理想父亲”的最直接最便当的方式。于是，共产党、新社会就成为他的“理想父亲”，革命集体就是他的“温暖的新的家庭”。⑩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父亲”面前，在这样一个“温馨的新的家庭”里，王蒙获得了重生。他曾经不无诗意地写到他的获得重生的感受：“我好像忽然睁开了眼睛，第一次感觉到了解放了的中国是太美好了，世界是太美好了，生活是太美好了，秋天的良乡县是太美好了，作一个团校学员是太美好了。”(11)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时代，王蒙以主人翁的豪情投入火热的斗争。自豪感、幸福感以及光明的前途，使王蒙成为“时代的宠儿”，在人生的第一阶段他获得了少年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干部”的身份认同。“小小年龄，我得到了激情，得到了胜利，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欢欣，我趾高气扬，君临人世，认定历史的航把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看到父母这一代人和更老的人，想到历朝历代的过往者，我想他们都是白白地度过了一生……而今，人生从我这一代开始啦。”(12)为了参与到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去，王蒙辍学成了职业革命家，但是，多愁善感的激情澎湃的王蒙，并不甘于这样的日常事务性的工作和生活，他决定要用文学记录时代，讴歌青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倒不如说那是青春期的王蒙对时代的诗意记录。和所有的革命作家一样，从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是强烈的自信和步入天堂般的欢乐。写作使王蒙又获得了另一个身份——诗人身份，革命干部与诗人身份的统一，构成王蒙“时代宠儿”的身份。这种身份外化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他的小说的文体特征——“青春体”。“青春体小说”的概念是董之林女士提出来的，她认为：“青春体小说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既是文学在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之后，对建国初期除旧布新时代的反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所展示的青春风貌的描绘；同时又是对这一特定时代赋予作家的青春心态的抒发，有其自身的表现形态。”(13)董之林认为，王蒙写作于50年代的一些小说是典型的“青春体小说”，而《青春万岁》更是典型中的典型。这部小说以1952年北京女七中的一群青年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塑造了杨蔷云、郑波、李春等青年群体形象，表现了共和国初期青年人的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饱满的新时代激情，纯真热烈美丽动人的青春风貌。 由于小说是一个19岁的青年人所写，又写的是同龄人的青春生活，同时又与青春的共和国同步，因此，这部作品天然地就具有永恒性，它圆润、饱满、美丽、生动，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青春万岁》并不是一部故事化的小说，而是一种感觉化生活流式的小说。小说结构上没有所谓的主线，而是类似于交响乐式的结构。关于小说的结构问题，《青春万岁》有过周折。1954年底，小说完稿，王蒙交给了父亲的同乡同学潘之汀老师，潘又转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焦急的等待中，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小豆儿》，这应该是王蒙发表出来的处女作。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1955年冬，责任编辑吴小武(萧也牧)和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到王蒙谈话，称赞了稿子的基础和作者的“艺术感觉”，但也指出了作品结构上的“主线”缺乏问题。为了帮助王蒙修改文稿，萧殷还为王蒙请了半年的创作假。在修改小说的过程中，王蒙愈来愈充满自信，找到了感觉。“我愈来愈感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刺激、冲撞……结构的问题，主线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格式一种图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是多么迷人！像作曲一样地写小说，这是幸福。”(14)然而《青春万岁》也和共和国与王蒙一样，注定了它多舛的命运，小说未能如期出版，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其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啊！ 在修改《青春万岁》的过程中，21岁半的王蒙又写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5)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发表，便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小说发表在“双百方针”提出的“百花时期”，这篇小说自然被归入“干预生活”潮流中，认为是一篇“反官僚主义”的代表作品。争论的双方也基本在这方面做文章。就连毛泽东主席也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16)直到今天，多本文学史都把这篇小说归入“干预生活”潮流，并未做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早熟聪慧且有着较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王蒙，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他的理想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遭遇了尴尬和困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是这种尴尬和困惑的产物。如果说，《青春万岁》是对理想和青春的高歌，那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是理想和青春在现实中受阻之后的一种颤音。可见，从一开始，青春所遭遇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深植在王蒙的心灵深处，成为他人格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个时候，王蒙的干部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开始错位。浪漫的诗人身份决定了他对乌托邦理想的天然憧憬和向往以及对光明的渴求，文学使他一直生活在别处；做过实际工作的革命干部的身份则又使他对现实保持了一份清醒。正是这双重身份，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品质。在这一作品中王蒙的重心并不在于要批判什么，而是表达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对生活的混沌和困惑的感悟。因此，它仍然属于“青春体小说”的范畴，它是“青春体小说”的一个变奏。正如作者当时就说过的：“林震、赵慧文和刘世吾、韩常新的纠葛是由好几个因素组成的：其中有最初走向生活的青年人的不切合实际的、不无可爱的幻想。有青年人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娜斯嘉的影响，有青年的幼稚性、片面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幼稚性、片面性的珍视和保卫，有小资产阶级的洁癖、自命清高与脱离集体，有不健康的多愁善感；有做了一些领导工作的同志的成熟、老练，有在这种老练掩护下的冷漠、衰颓，有新的市侩主义，有把可以避免的缺点说成不可避免的苟且松懈，也有对于某些不可避免的缺点(甚至不是缺点)的神经质的慨叹……多么复杂的生活！多么复杂的各不相同的观点、思想与‘情绪波流’！……”(17)可见，王蒙所要表现的就是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对生活复杂性的一种艺术感悟。作为小学教师的林震是单纯的，他怀揣着苏联作品《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来到组织部，都象征着林震的初涉社会的青春理想化身份。作品突出了他的“年轻”和“新来”，正是突出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同现实的距离。王蒙塑造的林震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单纯幼稚怯生生以及同赵慧文听音乐吃荸荠缠绵微妙关系等特点，都和当时主流意识话语所排斥的小资情调有关。一方面，有一个叙述声音肯定了林震单纯热情执着于理想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深层结构上，还有一个叙述声音却在不断地探究甚至是怀疑着这种生活方式。比如，当林震在现实中碰了壁，他看着苏联小说扉页上自己写的“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不禁自言自语：“真难啊！”“娜斯嘉的生活方式”就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与现实显然是脱节的。作品中的刘世吾曾是一个被指认为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但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并不讨厌，个中原因正是王蒙给人物留有了余地的缘故。刘世吾不是坏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意志衰退”的不那么单纯的人而已。他的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表现出刘世吾的某种超脱、某种难言的苦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王蒙塑造刘世吾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矛盾的，一种既爱且恨、既尊敬又不满的态度，这种态度同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十分相似，因此，当写到刘世吾劝告赵慧文在婚姻问题上要实际一些，特别是对林震思想情况的分析：“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做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的时候，林震感到被击中要害般地震颤起来。很显然，在这里也有两个声音，一个不赞成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一个却拿不出反驳刘世吾的理由，反倒对自己莽撞幼稚不切实际充满怀疑。正是王蒙文化心态的矛盾赋予刘世吾性格上的矛盾，刘世吾在馄饨铺对林震的坦言表明他对梦想的、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与现实的裂隙难于弥合，“就那么回事”成了他的口头禅。刘世吾内心深处的对理想的向往和对现实的厌恶，固然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有关，但建国初期“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压抑不能不是根本的原因。当然，年轻的王蒙和林震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然而作家价值观上的矛盾所赋予人物的客观性为我们今天的重新阐释留下了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