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这个人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宛如默契一样的联系，这联系产生于我们各自出生之前就已开始的经验的旅途之间。这经验的旅途恰恰不是我说出来的那些，而是我没有说，或者说不出来的那些。”——王安忆《乌托邦诗篇》。① 1983年，陈映真(1937-)、茹志鹃(1925-1998)、王安忆(1954-)等人，在聂华苓(1925-)、安格尔(Paul Engle，1908-1991)所规划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下，共同在美国爱荷华一同生活、研习、创作了三个月余。根据聂华苓在《踽踽独行—陈映真》一文所做的记录，1983年同行的两岸作家，还包括大陆的吴祖光、台湾的七等生等人②。当年，陈映真已第二度从监狱中出来几年了(陈映真1979年曾二度被捕，36小时后释放)，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也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第一次踏进另一种新的经验和视野。作为一位始终都支持中国大陆，始终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践，抱持着相当认同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陈映真，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身接触大陆的知识分子、作家。他对于当年度最年轻的团员王安忆的创作和思想，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用王安忆更精确的说法，是：“我选择了这个人作解救我的力量”③。凡此种种，均有相关的传记及散文，如茹志鹃、王安忆合著的《母女漫游美利坚》、王安忆《乌托邦诗篇》、《英特纳雄耐尔》、陈映真《想起王安忆》及聂华苓新版传记《三辈子》等有录。 在搜集、阅读与吸化这一批材料和相关的作品过程中，我感觉当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分析，但并非是这几个人在美国的和谐相见欢，或同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温情相濡以沫，而是他们彼此的差异。尤其对所谓左翼的信念，和对新中国的革命发展、挫折及展望的不同角度与观点。当年起最明显矛盾的，便是陈映真和王安忆两人。因此，本文一方面想对他们当年在美国的交流经过，对左翼的一些碎片式的观点与矛盾，做出基本的梳理。二方面，我想借由细读王安忆日后怀念陈映真的《乌托邦诗篇》(1991年)长文，辅以《英特纳雄耐尔》(2003年)两文，讨论王安忆如何从当年跟陈映真的矛盾中，把陈映真对象化，并转化为自己克服写作困境、面对大陆现实困境的方法与资源，换句话说，就是考察王安忆如何受到陈映真的影响，作为其进行辩证性的左翼④视野思考与文学劳动的一种动力。 一、陈映真、茹志鹃与王安忆在美期间对“社会主义”的对话与异见 茹志鹃(1925-1998)是王安忆的母亲，从世代上来说，是王安忆的代表作《叔叔的故事》(1990年)中的“叔叔”辈，他们大致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受过最后阶段的五四运动的洗礼，但面对的是更严峻的中国乡土的困顿，和列强侵略的现实，也因此跟许多五四知识分子中晚年的转向一样，他们都陆续走上革命之路，并参与了50年代初社会主义初阶段的社会建设。然而，50年代中期的各式政治斗争(如反右)和接续而来的政治运动和基层社会运动(如“大跃进”“文革”等)，他们的命运也受到严重的波及。因此，尽管茹志鹃一生并未被打成“右派”(但茹志鹃的先生王啸平则被打成“右派”，其原籍新加坡)，她在“反右”运动后一样仍能创作并受好评，甚至在60年代中(1965年)与老舍等人代表中国作家出访日本，还始终忠诚，但从她日后在改革开放的情势下第一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年)来看，她对各阶段实事求是的历史理解，也并非完全没有非议。 茹志鹃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正式走向写作之路，但不同于50年代，日益教条化的写作方法⑤，茹志鹃展现出来的创作实践结果，跟她早年的文学渊源密切相关。一方面来自于她自底层出发的丰富人生经验。二方面来自于她早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等作品的影响。三方面则是19世纪现实主义大家作品的刺激。她出身弱势底层，三岁丧母，自幼随祖母做手工糊口。十一岁在上海私立普志小学念过一年书。十三岁祖母去世，进过上海“以马内利”孤儿院、上海妇女补习学校、上海清“心圣经学”校等。1942年读初中三年级，1943年初中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半年，该年冬天参加新四军，后来便一直在苏中军区和华中、华东军区文工团工作，创作过获奖作品话剧《不拿枪的战士》等。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半年，按时转正后即成为正式党员。1950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1955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作协分会《文艺月报》任编辑，后任小说组副组长、组长。⑥这些人生征途、年少也贱的生活困顿和军旅经验等，都提供给茹志鹃后来创作时丰富有张力的题材，也让茹志鹃一开始，就能在一种具体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流变的条件下，来认识与理解事物风貌和人性的复杂。 其二，据茹志鹃的相关自述指出，《红楼梦》是影响茹志鹃写作最深远的一部书，她曾说：“《红楼梦》我看了九遍，里边大部分的诗词我都能够背出来。”⑦她作品(特别是早年)中的纤细感情、用字词之讲究、气质之温婉，也就极相异于新中国成立后所大力提倡的叙事和感情的倾向。然而，茹志鹃的写作基调，仍然有着极自觉回归中国乡土及现实问题的立场，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他们的文工团，曾住在一个人都跑光了的工商地主家里，她在那里发现并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包括罗曼·罗兰、梅里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品后，却仍说：“我却没有去向往那些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更没有想去扮演那些罗曼蒂克故事中的主角，我还是面对我的现实，中国的现实，去做该我做的一切。要说这些书对我没产生一点影响吧，我几乎染上了书中人物的那种细腻的感情。”⑧ 在经典的文学渊源的滋养与条件下，1950年代中起，茹志鹃开始以《百合花》(1958年)、《静静的产院》(1960年)等，融合了纤细感情和充满现实小细节之作，从当时讲求大叙事作品的隙缝脱颖而出，扬名中国文坛。并受到茅盾等文坛前辈的赞誉与肯定。改革开放后她已过知天命之年，进入了她的人生与创作的晚期，却仍然率先引入现代派技法来进行创作，实验成果：《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年)，也曾被聂华苓誉为“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草原上的小路》(1979年)，则揭示了“社会主义”实践期间，尽管确实存在着普通人之间的相濡以沫，但改革开放后，人与人之间仍有高下、身段上的心理情结，体现了茹对中国人性弱点的理解，并非完全能透过数十年间的“改造”即脱胎换骨。凡此种种，均使茹志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陆当代早期的代表作家之一。1983年，她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原已撰写了其第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又在此次美国经验的影响下，做出了第二部同名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大纲及初稿，但一直到2005年，才由王安忆整理其遗作时将其再度发表，这两部自传从今天来看，文学价值或许不高，但确实是茹志鹃晚年仍坚持正统理想，坚持给历史留下一份小知识分子为何要投身革命的一种见证与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