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①刊出后，收到为数不少的来信与电邮，探讨了不少问题，笔者也请教了富阳的郁氏后裔，并且有些问题在征得同意后还查阅了原件——这才一一作了答复——这也说明该文还是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读《1917》，还是觉得有些问题并没“说”透，核心问题是：郁、孙之间的婚姻或者说婚约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包办的，郁达夫个人对此的抵触情绪到底有多大，孙氏家族对两家联姻之事有没有态度分歧等等，都有“说”得更细的空间。后来想到，其实这些问题应该都不必担心，《1917》的初衷就是从史料出发，把1917年有关郁达夫与孙荃的婚约形成、第一次会面、书信往来等，作一系统的回顾与梳理。至于怎么“说”，“说”得细不细，大可另文探讨。当然了，对于任何人的感情生活，最有发言权的只有当事人双方。在当事人都已逝去的情况下，那只有第一手资料最可采信。 由此想到，如果能在1917至1927年间，也就是自孙荃与郁达夫的第一次见面始，到王映霞女士的身影出现之前，把郁达夫与孙荃的交往的史料依据，作一个系统的细致梳理，对读者而言，上述问题容易得出相对客观的解答；对研究者而言，更可以对作家的生平、作品、不同阶段的思想倾向与人生态度，甚至是文学追求，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这对郁达夫研究应该有益，因此，有了此篇——《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8》。 可惜年代久远，了解史实的人越来越少，与孙荃夫人生活最久的郁氏长媳陆费珍女士也已九十高龄，且与人交流不甚顺畅。所以本文只能以郁达夫1918年的日记及致孙荃夫人的明信片、信件为基础，尽量进行走访与调查，形成史料一束。 一 孙荃 我们真的要感谢孙荃夫人，她完整地保存了郁达夫历年给他的信件和明信片——以至于每一通信件，都和郁达夫日记里的记录相符合②。但遗憾的是，当年孙荃寄给郁达夫的信件，一通不曾被发现过。日本的拍卖市场上有没有不好下结论，但如果有，应该有郁达夫的研究者予以关注，而事实是笔者不曾听到过相关的信息；国内的市场上就更没信息了。笔者也就此问题与郁氏后人聊起过，他们认为，这些信佚遗失在日本的可能性大些。因为首先，如果郁达夫带回国内，最大的可能是在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留学生涯回国时，理应将所有细软打包回国。但那时郁达夫已是名动一时，他与女性的书信，应该是他的拥趸们乐于收藏的事物。如果带回了国内而在上海或者安庆、北京佚失，那现在的拍卖市场上总应该流出一两通来；其次，郁达夫的在日本的早年日记，倒是随身携带的——最后因种种机缘流落在富阳民间，后由郁氏长子天民先生收集保管。可见，郁达夫对日记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未婚妻给他的信件，这些信件，甚至很有可能在回国整理行囊时当作杂物进行了某些处理。 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说郁达夫对孙荃夫人缺乏爱意，因为包括现在我们看来十分重要的史料——比如说东京帝大期间创造社同人、在名古屋八高期间服部担风先生，以及大哥大嫂的来信，同样不知所终，这不得不说是郁达夫研究一个巨大的损失。 正因为缺乏孙荃的去信，很多她的活动无从考证。只能从郁达夫的日记及信件中，查询到孙荃活动的一些线索。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认为1918年对于孙荃来说可谓平淡如水。 花去她最多精力的，应该是学业上的进步。在当年郁达夫致孙荃的“戊午年第一书中”③，郁达夫就对未婚妻的诗加以赞赏： ……读到“年光九十去难留”句，更黯然魂销，盈盈泣下。际此风霜交逼(疑为“时”——笔者注)候，想人亦不得以儿女牵情笑我也。来诗大有进境，必别绪离愁，协力相攻，才能到此。古人云：莫怨离亭风笛苦，相思中有鲍昭文。相思之力，盖若是其巨也。诗中稍有不洽处，略为改削，重录之如左。 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原件中，几乎每句诗都打有意为好句的小圈，有几句几乎全句都打。不管如何，能让可以称为旧体诗方家的郁达夫“黯然魂销，盈盈泣下”，说明孙荃的诗文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起“可以压倒前清秀才”的考语来，更高了一个境界。更让孙荃惊喜的是，在同一封信中，郁达夫技痒难忍，竟又和了四首： 诗录毕，觉技痒难藏，走笔为君裁一和句何如？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未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奇策显双亲。 论才不让相如步，恨杀黄金解弄人。 十年海外苦羁留，不为无家更泪流。 鬼蜮乘轩公碌碌，杜陵诗句只牢愁。 何堪岁晏更羁留，寒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孙荃看到这样的回信，心情应该是愉悦的，不仅是因为自己学业上的进步，恐怕更大的欢愉在于未婚夫那样热烈的回应吧？在这一年的信件中，有多处关于郁达夫指导孙荃读书的记录，仅举数例如下： 2月1日信，推荐读清代诗人陈云伯的《雪中过红桥》、《空庭独立偶书所见》、《赠如意馆画士》三首，因为“陈碧城诗清新轻快，堪为女子师”； 3月4日信，推荐读《离骚》、唐宋人文赋，并建议多读四书五经，说“学不可一日荒”； 3月28日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更多了：“……此后可取《元诗别裁集》中之七绝读之。再三熟读后，诗风当能一变也。(《元诗别裁集》，此书予曾交汝兄转达，不识亦入览否——原注)，《世说新语》，多作诗典故，文笔亦轻快，读之当有所得。若有不解处，可就汝兄问之。不耻下问，方能进步。切不可怀疑窦而不思问人。汝亦曾读韩退之《师说》否？文公说此蔽甚力，我辈不宜再踏此辙也。荀子去圣人之道不远，其所说，多出入于孔孟之间，读之于人品上必有进益处。庄子文笔如秋日明霞，读之愈精，趣味亦愈深，然思想太高，恐非儿女子所能领悟。他年返国时，当于牡丹花下共汝读也。”这实在是在指导着孙荃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方法：1.学做诗；2.不懂就问；3.文以载道；4.循序渐进。诚然，孙荃对郁达夫的才学是折服的，也明白自己作为事实意义上仅仅受过启蒙教育的乡间女子，跟上郁达夫的步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哪怕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象自己这样知书达礼的女人已是凤毛麟角，更别说还能做出点旧体诗来。但未婚夫毕竟是郁达夫啊！书香之家，留洋学生，有差距是正常的，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重要的是要缩小这个差距啊！于是孙荃更加自觉、更加奋勉地勤于读书，坚定地为了离郁达夫更近，朝着他指引的方向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