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活在湖南长沙郊区，那里有许多小水塘，是我童年戏水的乐场。那时候以为，水的面积大概也就是水塘这么大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北方上学，因为武汉长江大桥尚未建成，到武昌后要坐渡船到汉口转车。初见长江，方知什么叫“波澜壮阔”。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机会出差，曾从天津港乘海轮到烟台，终于初识大海的辽阔，第一次真切感到什么叫“一望无涯”。 我读书的体验也与此相关。从小学到大学，教材的厚度虽然与日俱增，但毕竟印张有限。如果从图书馆借到一部三四十万字的精装本小说，就会顿时感到沉甸甸的，捧着夹着都觉费劲。后来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知道这十卷的汉字总量是300万字，深感鲁迅用一支“金不换”的毛笔，竟书写出了这样厚重的著作，真是一种人间的奇迹。最近比较系统接触梁启超的著作，才知到目前收集到的已达1400万字。如果认真钩稽佚文，很可能还要突破此数。这岂不是奇迹中的奇迹？用“汪洋恣肆”形容庶几近之。 梁启超的著作几乎囊括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而且旁及了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如生物、天文、路矿、物理、化学、医学……记得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导言》中说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是博学多才，比如“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446页)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出现过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可谓名副其实。有论者批评梁启超的文章缺乏原创性，我认为这是一种苛评。任何思想家的观点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古老封闭的中国倡言变法维新，谁能说这没有原创性？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笔名有饮冰室主人、新民子、哀时客、中国少年等近五十个。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也是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一生有是有非，有功有过；时人和后人对他有褒有贬，至今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同时代人中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梁启超出生清贫，十世为农。祖父中过秀才，父亲连秀才也未中，且耕且读。梁启超早慧，被邻里视为“神童”。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但会试不顺，落第南归。经上海返粤时，从坊间购得清代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这部书首次使梁启超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 对梁启超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与康有为结盟。1891年，十九岁的梁启超经冯千秋介绍，入广州长兴里的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事实上的大弟子，并一度担任学长，承担部分教学工作。当时，梁启超是举人，而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这成为杏坛的一段佳话；证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万木草堂按书院的形式进行教学。以“道”“德”“仁”“艺”为纲，德育居十分之七。学科分为“义理”“考据”“经世”“文章”四种，约居十分之三。同时兼顾体育和多种形式的教学，除每隔一天上体操课外，夏历每月初一和十五都举办讲演会，春秋佳日还共同旅游，边谈笑，边高歌，欢乐之声惊起林中的栖鸟。这种学习生活成为了梁启超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康有为那种重“个人的精神”“世界的理想”的理念，“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宗旨，对于形成梁启超“重精神，贵德育”的教育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断言，万木草堂三年的学习生活，奠定了梁启超一生学术和事业的基础。 从1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百折不挠，先后七次给皇帝上书，倡言变法；特别是1895年，又组织了千余名应考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1895年，正是梁启超大梦被唤醒之年。因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但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中方还赔偿了白银两万万两。深受国事刺激的梁启超随康有为之后奔走，终于促成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康梁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了这场维新运动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光绪皇帝颁布自强谕旨，决心革除陋习，淘汰冗员，办行宪政，筹饷练兵，恤商农工，给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转机。在此期间，梁启超帮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六品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是教育学上的重要原理，也是正确处理师生关系的基本原则。鲁迅甚至说过：“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跟鲁迅处理跟业师章太炎的关系相比，梁启超在处理跟康有为的关系上是有缺陷的。梁启超原本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他不满意康有为给儒家蒙上纬书的神秘主义色彩，公开承认存在这种学术分歧。他崇孟子而贬荀学，也是对康有为学说的修正和发展。但是在“保皇”的基本政治主张上，梁启超却屈从于康有为，因而束缚了自己与时俱进的步伐。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原本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接触频繁，倡言革命，力主破坏，甚至讨论孙、康两派的合作计划，引起了康有为的严重不满，始而婉劝，继而怒斥，向梁启超大叫：“你的命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梁启超尊从师道，俯首认错，从此断绝与孙中山交往，回归保皇路线。其实，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更接近于孙中山，只不过梁主张从上层社会入手，致力于“君主立宪”，相当于当今英、日的政治体制；孙主张从下层社会入手，致力于“民主立宪”，相当于当今美、法的政治体制。在实行民主制、主张依法治国，崇尚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基本方面，两者并无根本差异。无怪乎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不受贿赂，不惧威胁，公开发表讨袁檄文，并支持指导弟子蔡锷组织护国军武力讨袁；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再次发电讨伐，两次为捍卫共和国体作出了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