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除一些私立中学外，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一般都学过鲁迅的《故乡》①。因此日本教育学研究也有很多关于鲁迅的论文②。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如何讲授鲁迅作品。例如，足立悦男在第59届日本文学协会国语教育部会夏期研究集会(2007年8月11，12日)上，提议不需要通过作品中的“我”来看《故乡》，应该把《故乡》看作闰土或杨二嫂的故事。因为在对日本初中生的问卷调查中，问到《故乡》里印象最深的人物时，学生们的回答，第一是闰土，第二是杨二嫂，第四才是小说中的“我”。对日本初中生来说，“我”不算有魅力的人物。由此可见，日本教育学家一直摸索讲授鲁迅《故乡》的方法以及重读的方法。 实际上，很多日本人对为什么要学习鲁迅的《故乡》持有疑问。例如在杂志《文学界》(2002年6月号)上，四方田犬彦、武藤康史、川村凑等作家和评论家就对此提出了疑问。一位在补习班教“国语(语文)”的老师在网上指出，“国语”课本上的文章大都是保守的，几乎没有又新又先进的文章。自己小学、初中时代课本上的文学作品现在还保留着，鲁迅的《故乡》等是最典型的。他认为《故乡》虽是名作，但是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无法理解原文。他认为这样的作品不应收入课本③。 然而鲁迅的《故乡》一直都被收入中学课本，中西达治把鲁迅的《故乡》叫做“安定教材(稳定教材)”④。为什么在日本初级中学“国语”课上要学习鲁迅的《故乡》？《故乡》为何被称作“安定教材”？日本课堂上如何看待此现象，是否存在问题？本论文将以这些问题为中心，考察日本初中课堂如何看待鲁迅的《故乡》。 一、《故乡》在日本的授课实践史 首先透过中西一彦(2010)在《〈故乡〉(鲁迅)的授课实践史》(「『故郷』(鲁迅)の授業実践史」田中宏幸·坂口京子编《文学课教学指南·第四卷》[『文学の授業づくりハンドブック』第4卷、中·高等学校编]，渓水社，2010)了解《故乡》在日本的授课实践过程。 中西首先介绍鲁迅的生平和《故乡》的创作背景。在“作品简介”中他对日本发表《故乡》的过程做了如下介绍：1927年在武者小路实笃主办的月刊杂志《大调和》10月号⑤上第一次刊载了鲁迅的《故乡》。但这篇《故乡》是由谁译成的日文，至今不详。1932年佐藤春夫翻译的《故乡》登载于《中央公论》1月号，可以说，在《故乡》翻译史上，佐藤的译作对之后的翻译影响很大。佐藤在翻译时，先阅读了英文版的《故乡》，之后与原文对照，再翻译成日文。1956年，竹内好翻译的《故乡》收录于《鲁迅选集》(岩波书店)。此外，增田涉、高桥和巳也翻译了《故乡》。至今竹内好的译本为更多人阅读，日本国语课本采用的也是竹内好的译本。 中西在“作品评价”部分介绍，在日本，1956年一家初中“国语”课本出版社选入了鲁迅《故乡》，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后至今，所有出版社都选入了《故乡》。但据足立悦男考证，首次选入鲁迅的《故乡》是1953年教育出版的课本⑥。藤井省三也表示，1953年教育出版社版的初三“国语”课本首次收录了鲁迅的《故乡》⑦。因此中西所说的1956年首次选入课本值得商榷。据三村孝志(2010)介绍，2010年，日本的学校图书、教育出版、三省堂、东京书籍、光村图书五家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国语”课本都选入了《故乡》⑧。这五家是目前出版国语课本的出版社，因此可以说，日本初三的国语课本全部选入了《故乡》。 中西认为，《故乡》与赫尔曼·黑塞的《回忆少年时》、太宰治的《奔跑吧梅勒斯》一样，一直被选入初中课本，因此被称为“安定教材”。日本人几乎都读过《故乡》。就是说，“自古文学作品就常描写对‘故乡’的怀念和回忆，但在日本的文学教材中几乎见不到通过故乡来展现社会或国家现状问题、具有广阔视野的作品。虽说鲁迅是外国人，但可以说他是近乎日本的国民作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故乡》作为世界文学也具有珍贵的意义。”⑨ 中西指出，授课时大多要把握作品的主题，但授课实践者在贴近主题的过程中感到焦躁且不易把握。他介绍了田中美也子(1986)、大冢敏久(1994)和菅野圭昭(1989)的看法⑩。前两者都提到小说中的“我”的问题。他们认为，作品里没有介绍“我”的背景，日本初中生不明白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所以对初中生来说，他们很难把握小说的内容，而老师要求他们找到小说的主题。菅野(1989)认为，《故乡》发表以后，日本侵略中国，折磨中国民众。我们日本人不能忘记这个事实。所以应该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逻辑中看待《故乡》，这样就形成一条中日交流之“路”。 中西还介绍，山田文雄(1987)(11)建议要关注描写和“视点人物”(小说中采用特定视角讲述故事的人物)。这里所说的“视点人物”就是小说中的“我”。因此在理解《故乡》时，先要理解这篇小说是从“我”的视角来讲述的故事。之后归纳了飞田多喜雄(1987)(12)、宇佐美宽(1986)(13)和鹤田清司(1995)(14)的看法。飞田同意了山田的意见，宇佐美则提出在注意同化“我”的同时，也要异化“我”(对象化)。鹤田部分同意宇佐美的意见，他认为这个观点在《故乡》的教材研究史中是缺乏的。一直以来，在授课中，与小说中的“我”产生“共鸣”是主流的解读方式，但还需要“评论(批评)”式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