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吗：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175-08 作为一个具有传奇经历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丁玲不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声誉，就像美国权威的学术著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所言：“丁玲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最有力量、最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据着一个显著位置。”①事实上，海外学者对丁玲的介绍和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其后海外的丁玲研究更是涌现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和学者。在这些学者中，夏志清、梅仪慈和颜海平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从夏志清对丁玲的很多激烈指责到颜海平对于丁玲参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充分同情，清晰地显示出海外丁玲研究出现了很大的转向。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不同时代海外学者对丁玲的不同理解和想像，构成了海外中国女性形象研究历史的重要环节。 在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夏志清先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在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举奠定了其在海外汉学界的权威地位。即使观点和夏志清相左的人亦对这部书的价值给以肯定：“作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余……”②夏志清的这部著作受到当时欧美兴起的新批评理论影响，强调文本细读，把发掘和品评杰作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因而他在观察中国现代小说时就以此为坐标，在对许多现代小说家的解读上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提出了不少带有颠覆性的论点，他对丁玲的评论也同样如此。 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丁玲并没有被列入专章来论述，只是在《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和《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两个章节中论及。尽管篇幅不多，但依然能窥出夏志清对丁玲小说的总体态度。在夏志清看来，丁玲和把文艺视为政治工具的蒋光慈不同，在转向革命阵营之前，丁玲是一个非常忠实于自我的艺术家，因而她早期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夏志清说：“在她写作的第一个阶段里(1926-1929)，丁玲最感兴趣的是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的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里那几篇，如《梦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都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中的热情女郎的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很明显，由于寂寞及心情混乱，丁玲在她日记式的小说里，把她的怨恨和绝望的情绪都发泄出来。”③联系到茅盾、冯雪峰当年对早期丁玲的评价，夏志清这样的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由于夏志清一再声称自己所用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④，因此他在考察丁玲转向左翼阵营后的创作时，也是以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来衡量丁玲小说的水准，他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丁玲也是根植于这样的理念。夏志清认为丁玲此时的文字粗糙，缺乏艺术魅力。夏志清特别以丁玲的《水》为例，严厉批评了丁玲小说艺术上的倒退。夏志清认为《水》固然在主题上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丁玲接受了盛行的新写实主义的理论，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流露出强烈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因而在艺术上完全失败了。夏志清批评说：“在强调集体和叙述的方式这两点上，《水》完全符合这种公式。《水》是一篇极端紊乱的故事，手法笨拙不堪……一看《水》的文笔就能看出作者对白话词汇运用的笨拙，对农民的语言无法模拟。她试图使用西方语文的句法，描写景物也力求文字的优雅，但都失败了。《水》的文字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文字。”⑤同样，对于丁玲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志清也更多地从艺术上发现它成功和失败的地方。比如对于这篇小说中描写农会干部程仁和黑妮的恋爱心理，夏志清在引用了小说中一段语言后以赞许的笔调说：“程仁深爱黑妮，可是不敢去看她，因为她是一个地主的家属……在任何革命时代以前的小说里，这一段叙述实在不算特别，可是由于当时对心理描写的反对，程仁的心理状况在这单调无味的小说里，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精彩片段。”而对于这篇小说艺术上存在的问题，夏志清也尖锐地指出：“这种写实主义充其量只是肤浅的写实，因为作者对干部的批评只局限于整风运动的目标之内。而且书中的语言，不管是如何的口语化，却不能够发掘人心。”⑥在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和批评观中，他想极力避免他的上一代批评家所深受的反映论、印象论等的影响，更为看重文学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一再借用劳伦斯的“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名言强调小说家把握艺术触角的重要，因而他在解读丁玲小说时得出上面的一些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应当承认，夏志清对丁玲的这些评论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他对丁玲受到影响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十分反感某种程度上也恰恰击中了左翼文学的弊病。新写实主义理论最早来源于日本的左翼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后来经由“太阳社”的林伯修、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系统介绍到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家钱杏邨曾经系统阐释过新写实主义理论，提出无产阶级要写的“现实”是“一种推动社会向前的‘现实’”，“要把‘现实’扬弃一下，把那动的、力学的、向前的‘现实’提取出来……这样的作品，才真是代表着向上的、前进的、社会的、生命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作品”⑦。写实主义文学在钱杏邨这里成为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它把文学演变成抽象观念的附庸，把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同时，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也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而丁玲的《水》正是这种创作方法的直接运用，被左翼批评家视作新小说的萌芽和开端。然而这样的作品由于完全忽略作家对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感受，呈现出来的却是概念化很强的“脸谱主义”特征，并没有触及到现实主义核心。当时的韩侍桁在批评沙汀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时曾经概括说：“很少可疑，这作者是追随新写实主义的理论而写作。他企图在他笔下强调起集团生活的描写，于是他的作品里，不但没有个人生活的干骼，就连个性的人物都没有……”⑧这样的批评同样可以用在《水》的身上。夏志清如此严厉否定丁玲以《水》为代表的公式化作品，不应该完全归到他对丁玲乃至左翼文学的偏见，他的确是在文学史的脉络上做出了严肃思考。 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志清对丁玲又充满着颇多的误读，甚至是扭曲，这不可避免地伤害到这部学术著作的价值。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的年代，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处于冷战的时期，这样的冷战思维在夏志清的这部著作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因此，尽管夏志清口口声声地宣称：“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⑨但夏志清在评论一些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时仍然带有很强的情绪，政治上存有的先入为主的偏见窒息了他的学术生命，许多论点的提出并非建立在科学的评判之上。夏志清对丁玲的论断很多地方就是如此，换句话说，他很多时候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研究他的评论对象。如夏志清对于丁玲参加左翼文学运动一直愤愤不平，认为这严重伤害到作家的才华，他甚至不无刻薄地说：“丁玲在1930年的声誉，主要是基于她早期的小说。由于这些小说对性的问题比较开放的缘故，它们遂被认为比谢冰心和凌叔华的较为含蓄的小说优越了。可是自1931年开始创作无产阶级小说后，这点微带虚无主义的坦诚态度也丧失了。剩下来的，只是宣传上的滥调。”⑩但凡有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对其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态度并非求真和科学的心态，即使对于丁玲本人来说，她放弃以前的文学理念而转身于左翼文学运动，对于她自身的文学创作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和丰富。虽然《韦护》、《水》、《田家冲》、《母亲》等没有达到她早期文学的高度，但并非一无是处。况且后来在延安时期，丁玲仍然创作出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颇有现实主义深度的小说，对此夏志清在他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无论如何，对于一个严肃的文学史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小的失误。对于丁玲反映土改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志清也是精心引用了一大段翻身农民批斗地主钱文贵的文字，以此来暴露新政权所谓的“血腥”、“恐怖”和“不人道”的一面，从而达到否定土改运动的目的。夏志清把丁玲的这部小说作为了一本社会学资料来看待，进而也否定它的文学价值。他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本企图表现农村真相的著作，写得虽然卖力，但却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大部分是对村民及来村中的干部的简短素描。”(11)当夏志清带着某种成见得出这样观点的时候，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就毫不奇怪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认为夏志清划分和评价作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性而非艺术性的，并不是像他宣称的那样。夏志清对丁玲等左翼作家的评论完全无视普通人的尊严，为此普实克批评说：“对于作家丁玲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或许意见不一，在评价她的不同作品时，也很有分歧；但对于夏志清谈及丁玲的生活与性格的方法，我们却不得不表示抗议。在描写到这位女作家的私生活时，夏志清只是一味地重复道听途说的谣言，而且用了最低级的词语，读来令人心生厌恶。”(12)后来夏志清在回答普实克的指责时尽管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13)，但他坚称自己对《水》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并没有错，而是对丁玲早期小说和延安时期的作品关注太少。可见，在对丁玲及其他左翼作家的评价上，夏志清的态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说夏志清的著作在对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师陀等作家的评价上显示了自己独到的眼光，从而使得他的文学史观享有盛誉的话；那么他在丁玲的论述上总体而言却缺乏开创性的见解。政治立场的局限使得夏志清的这种评论往往从单一的视角入手，缺乏多重文化视野的观照和文化心理的剖析，不自不觉中陷入自己所设的文学史陷阱之中，因而他所呈现的丁玲必定是单调和平面化的红色革命作家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