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阅读民国时期河南报纸《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时，在该报第2版“人民会场”栏，发现几则与诗人徐玉诺有关的史料。这几则史料分别是：索陶的《一代诗人 而今何在？——忆徐玉诺先生》，培麟的《诗人徐玉诺趣事》，叶红的《先进诗人现教古书——我所知道的徐玉诺先生》。《中国时报》《前锋报》为民国时期河南省的两份重要报纸，《中国时报》1945年12月1日创刊于开封，发行人为郭海长；《前锋报》1942年元旦创刊于南阳，发行人为李静之。自1947年元旦起，《中国时报》和《前锋报》两报停刊，并同时在开封改出“联合版”，1948年6月19日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停刊。《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第2版开辟有一题为“人民会场”的文化性质的小栏目，关于徐玉诺的这几篇文章就出现在这个栏目中。 《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有关徐玉诺的几则史料，不见于秦方奇的《徐玉诺研究文献索引》①，亦不见于其他徐玉诺研究文献中。由于这些文章对徐玉诺研究有一定价值，故笔者将其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索陶的《一代诗人 而今何在？——忆徐玉诺先生》 索陶的《一代诗人 而今何在？——忆徐玉诺先生》，刊《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1948年5月21日第2版“人民会场”栏。文章1600字左右，现整理如下： 一代诗人而今何在？ ——忆徐玉诺先生 古今来的穷诗人很多；今天我想起其中的一位，徐玉诺先生。徐先生现在不过五十上下，这新文艺运动时代的红诗人，现在并没有失掉写作能力而被人遗忘，实在是不应该的事。 徐先生的创作不太多，他的诗在当时是特树一帜的，充满了新生的罗曼谛克的情绪，也就是那个时代里所有青年的情绪。诗集有《将来的花园》，只是我现在背诵不出几首，往年良友出版的“新文学大系”里有几篇选品，在比较资格稍老的图书馆内当能找到。 徐先生整个作品的评价，是批评家的事，我今天不再多说了。有一点关于徐先生自身的问题，即徐先生的籍贯是河南鲁山，并不是南阳，张默生先生在《记怪诗人徐玉诺》里弄成南阳，当是记错了。 我和徐先生认识是在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季，那时候徐先生再回淮阳二师授课，我是三年级上期学生，他担任了我们的学术文。所谓学术文者还是国文，不过偏重些专门研究罢了。在徐先生未来以前，他的故事，已知道的很多了，譬如自己开裁缝铺啦！养母牛挤牛乳，牛乳没挤成反把牛饿瘦了，没办法又赔钱卖了啦！所以当徐先生来了后，很多同学背地喊他徐疯子。但我感觉徐先生并不疯，他不过是在撒谎社会里，独自一个人有颗真正的心，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罢了。 从受徐先生的课中，我认识徐先生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很好的教授。记得一次讲一篇文章，说到北京小胡同卖豆腐老人的敲梆子，他闭起眼睛“八……拉，八……拉”，全班同学都默然静听，好像真真梆子在响。讲说“荷”，他说莲子中有两片黑的东西叫做“蕊”，味最苦。他在福建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曾以“在建不食建莲子，一个黑心一个苦”两句诗送朋友。正面说福建莲子的黑心苦，影射说“再见不食建莲子，一个黑心一个苦”。就是再见面不要吃福建的莲子，一个人黑了良心，一个痛苦。这是何等巧妙的想象。只可惜当时没有问问徐先生，那位朋友是男还是女。 徐先生对清代小说家中，极推崇李渔即李笠翁先生，并盛夸李氏之《十二楼》，认为天下第一好书，说这本书民国来原未流行，由他在福州书肆发现，后来介绍给胡适之先生，后来还把他收藏的孤本给我们看。当时我们为好奇心所动，每人在书局买了一本，现在不知道丢在那里了。 徐先生和有些文学家一样，也有历史癖和考证癖，他曾经给我们介绍过鲁阳碑，碑体是汉隶。那是他独自在他的故乡鲁山县城墙边发现的。作有考证载当时的《河南民报》。张默生先生说他在抗战后期发掘石器，把顽石当古代石器赠送某将军，我想也许不虚，因为徐先生原不是一个考古学家。 徐先生，有细高的身材，美丰姿，到处教书，有不少女学生向徐先生追求，但徐先生却不曾爱上一个，徐先生只爱他的小脚老婆，因为她是他的知己。很爱他一位千金，虽然不到十岁，死了后还为她立碑作墓志，《语丝》某期上曾有一篇纪念他这位千金的文章，现在记不清内容了。 徐先生的思想，以前不大清楚，以后则完全是淳朴的农民的。这也许是因为徐先生十几年，从不曾离开农村的关系。他穿的是紫花布，吃的是窝窝头。曾有一个时期办杂志，用的名字叫“太平车”，也是农村的一种交通工具。 《现代史料》上曾记载当年他是文艺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何以到后来消沉无闻，我想恐怕是这样：当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封建军阀称雄割据的时代，他除了一度到厦门教书外，完全在北方，对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镇压革命势力，残贼人民的情形，他有高度的反抗情绪，但因为只有冲动的感情，而没有冷静的头脑，只能叫喊，而不能深一步探讨社会恶劣的原因，寻找出斗争的办法，所以一遭打击便不能再重整旗鼓应战。虽然自己在呼号，但实际上自己没有和大众接触，却站在群众以外，和后来他虽具有农民的思想，但和农民没有真真密切的接触是一样。 和徐先生离别快十年了，我为生活所迫，行脚僧似的走遍了国土，对于徐先生的消息，十分隔膜，三十一年在重庆时，听一位同学说，徐先生还在鲁山原籍教书，生活十分困苦，某同学曾商请文协救济，不知道办到没有？现在每想起来，只有对徐先生遥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