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我应邀为香港某大学中文系本科二、三年级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下)讲授“总论”。根据教学大纲，本学期学生们将主要学习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施蛰存、萧红、张爱玲的若干作品。此绪论的工作目标是让学生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有个初步印象，使其阅读具体的作家作品时有大致的指引，不至于在茫茫林海中迷失方向。因此，要的不是出奇制胜，而是提要钩玄。 不同于中国大陆学生之严重依赖文学史(参见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香港学生的特点是长于解读具体作品，而缺乏大的文学史视野。中文系课程表上虽有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但基本上都讲成了作家作品研究。同样教“文学史”，有人突出文，有人关注史(这里暂不涉及“理论优先”之得失)；而在我看来，二者各有利弊。 十几年前，有感于中国大陆的文学史教学越来越倾向于“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以至于“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我撰写了题为《“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的短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以中国文学之源远流长，要求大学生全面掌握，是不可能的事情。与其这样泛泛而论，不如允许有所偏废。用一年甚至一学期的时间，简要勾勒两千年中国文学流变的轮廓，然后开设各类专题课以供学生选择。如此课程设计，可能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欠缺，但起码让学生有机会深入阅读并认真咀嚼部分作家作品。”到目前为止，这种勾勒轮廓加专题研究的讲授方式，还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不说体制上的束缚，单是这“勾勒轮廓”四个字，也都不太容易写好——必须简要、准确、生动，且能引起学生的阅读热情。 自以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相当熟悉，可以张口就来，滔滔不绝。可一旦自我限定，两节课讲完“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反而颇费斟酌。为何跳跃前进，怎样删繁就简，哪里埋下伏笔，何时异军突起，这些都大有讲究。课程教学首先是对学生负责，并非教师驰骋才华的疆场。基于此信念，我为香港学生进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所做的“导言”，学术上没什么新发现，算不上专业论文，但作为一种文学史教学实践，或许值得一读。 所谓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是1928年。为什么？因为就在这一年，中国结束了民初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北伐终于成功，国民政府在此前一年定都南京后，本年改北京为北平。从1928至1937这十年，虽然有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期在打仗，即所谓“围剿”与“反围剿”，还有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等，但大部分城市的生活还是安定的，文化及教育仍在有序地发展。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生产，不是集中在新的首都南京，而是在远东的大城市上海，以及日渐没落的旧帝都北平。于是，在文学界有所谓“京海之争”，也就是说，支持京派的与拥戴海派的，互相指责。鲁迅1934年初在《“京派”与“海派”》中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说“海派”近商，容易媚俗，这很好理解；至于这个时期的“京派”，其实已并不近官，因首都已迁到南京，而且，相对说来，“京派”倒是显得比较清高，原因是以大学教授为主体。三十年代北平的大学教授待遇优厚，生活从容，可以更多地讲求文艺的美感与独立性。两种选择，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弊端。 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京，二十年代后期起，文化中心毫无疑问变成了上海。上海不仅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书局、很多影响巨大的报刊，更吸引了无数职业作家与激进文化人。都市生活、商业规模、文化生产，这三者决定了其他地方不可能比大上海更能吸引职业作家了。也只有在这座城市，都市文学、现代主义、左翼思潮、新感觉派等，均能如鱼得水。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用现代主义美学及技法表现都市生活以及都市人的感觉，与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截然不同，跟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茅盾《子夜》等描写上海工人生活的小说也拉开了距离。此流派抗战以后被抹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重新受到关注。 任何时代都有激进与保守，也都有所谓的“左翼思潮”，但上世纪三十年代不一样，那时的左翼文学不仅属于中国，而是一种国际性的政治及文化现象。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各国左倾的作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但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信仰或同情马克思主义，创作了很多批判资本主义、褒扬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简称“左联”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还有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均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与严密的组织构架，直接配合中共组织的政治斗争。其存在时间虽只有5年——1936年春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自动解散——但其文学观念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以及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学，都与其密切关联。 提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此事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共同抗击日寇。配合这一新形势，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国共两党代表及各派作家都参加进来。文协的成立标志着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汇合，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除掉一头一尾，中间处于相持阶段，整个中国分属三个不同地区：以陪都重庆为首的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国统区，以延安为中心的由共产党主导的解放区，以日本占领军及汪精卫伪政权主导的沦陷区(其中上海孤岛时期，是指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包围租界，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三个地区犬牙交错，且不同时期版图变化很大。但总的来说，国统区的文学中心是重庆与昆明，沦陷区的文学中心是上海与北平，解放区的文学中心是延安。作家中偶有来来往往的，但大部分固定生活在某一地区。如周作人、张爱玲属于沦陷区作家，沈从文、萧红属于国统区作家。因各地区的意识形态不同，作家的政治立场与写作题材、乃至文学趣味与创作风格等，也都有很大差异。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起，一直到1949年10月，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败走台湾。考虑到政权更替后，整个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文学潮流及文化生产有绝大影响，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到此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