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作家大都经历了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在“革命”的感召、“国家”的拯救和自我激励机制的心理暗示下，通过创作提升自己的革命素质，提炼民族共同体所需的文化基因，而这与红色政权需要民众合法性认同及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性传播的需求产生了重构。因此，以革命话语为内核的“十七年”小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为红色秩序的合法性服务，就必须为民众提供价值观念、信仰系统和革命知识体系，进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承载起社会转型期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想像和共产主义幸福范式的合理诉求。所以，“十七年”小说一出版就受到戏剧、曲艺、评书、影视、连环画、木刻、剪纸、绘画等大众艺术媒介的青睐，进而建构起民族共同体所需的“经典化”传播机制。例如新华社记者曾经对一个村图书室进行调查，发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日》《红岩》等革命文艺作品受到农民读者的热捧，“几乎都是不等摆到书架上，就给借走了。……这些革命书籍激励着青年人上进。”①显然，革命文艺作为一种教育激励机制的文本资源与符码，受到了文化水平不高又渴望获得革命精神滋养的农民读者的喜爱，这为革命精神传播提供了一条道路。于是，为了推进革命价值的大众化传播，让更多文化水平低甚至是文盲的读者有直观的感受，就需要借助古典戏剧、现代话剧、歌剧、舞剧、传统曲艺、影视、美术、舞蹈、连环画等文艺媒介改编小说文本，进行二次创作，打造出让普通老百姓能够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图像式和动态式符码，并通过这些文艺媒介载体进行符码传播，“灌输”到受众接受中，实现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训唤。而这种俗世化传播无疑促进了受众对原文本的了解、认同与接受，推动了小说文本的经典化流传。 相对于书籍阅读和报刊传播而言，通过戏剧、曲艺、影视、舞蹈、连环画等文艺媒介改编“十七年”小说并进行大众化传播，可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作品意义和革命精神，获得价值认同和革命启蒙。周扬就在第三次文代会上高度表扬了这种形式，认为这些改编真实地反映了民众最真实的渴求，“是鼓舞他们劳动和斗争，提高他们道德品质的‘生活教科书’。”②下面试做具体分析。 一、通过戏剧、戏曲等造型表演艺术重新演绎“十七年”小说 新中国伊始就开展了戏剧戏曲改革，革除戏曲中陈旧的封建内容，融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内容，从而创新为革命现代戏。因此，在娱乐匮乏的“十七年”时期，经过戏剧戏曲改编的小说作品受到观众喜爱，一方面在文艺资源匮乏时代满足了民众娱乐，另一方面成为革命话语打造的重要媒介载体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 因此，许多“十七年”小说纷纷获得文艺权力的青睐而受到改编，以戏曲之旧瓶装上了革命之新酒。如《迎春花》改编为沪剧，《白毛女》改编为歌剧舞剧，《草原烽火》改编为京剧现代戏、晋剧和评剧等。江苏京剧团创作组编剧、冯玉琤改编的京剧《铁道游击队》一年内在江苏各地演出20场，获得广大观众好评。而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戏曲更是不少，1958年上海京剧团尝试把消灭敌匪坐山雕的情节改编为京剧《智取威虎山》，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后，成为京剧现代戏观摩比赛中的常年演出剧目和“文革”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相比小说，京剧《智取威虎山》增加了无产阶级猎户常氏父女在小分队的影响下走向革命道路的历程，使得普通观众更易于理解和认同革命的必然性。而《苦菜花》多次改编为评剧、吕剧，受到读者喜爱，第一版评剧改编者薛恩厚曾说：“《苦菜花》搬上舞台可以使观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是革命历史教育；通过《苦菜花》的演出，使观众认识到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如何领导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并最后战胜了敌人；理解到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只纸老虎，胜利一定会属于人民；认识到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自由、幸福。从而使我们今天的人不要忘记过去，更加要热爱今天，更加热爱党。”③1997年，《苦菜花》被著名吕剧大师郎咸芬搬上大众舞台和荧屏，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依旧观者如潮。这些戏曲改编一方面满足了那些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熏染的大众渴望了解革命的文化诉求，另一方面通过讲述革命故事，发挥正能量、熏陶受众的人格成长。 相对而言，戏曲对于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唱腔理解要求较高，而作为口语化对白的话剧则要求更低，观众更易理解，因此话剧改编最多。《保卫延安》《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红日》《战火中的青春》《红岩》《迎春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纷纷被改编成话剧脚本，在文艺报刊发表或出版，并编演成话剧搬上舞台。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就被话剧作家周军改编，搬上了话剧舞台，该脚本于1960年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国各地争相以之为蓝本开展演出；而小说《战斗的青春》则被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改编为八场话剧，发表在最权威杂志《剧本》1961年第4期，并在社会公演该话剧。可以说，革命小说的话剧改编一方面推进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训唤与传播，另一方面推动了小说文本的畅销化和经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