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如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小说这种东西在正确观点的指引下，依然是最独立、最灵活、最奇妙的文学形式”①，那么人们在谈论这一文体时一再提及的“现实主义”，肯定就是“批评术语中最独立不羁、最富弹性、最为奇异的一种了”②。确实，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都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概念，对其详尽的探讨非笔者能力所及。因而本文只想就小说切入现实的方式，来适时地讨论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 小说的现实性，一直都是文学的古老命题。这也难怪，现实之于文学，总有一种天然的优先性；而小说对于现实，也有几乎命定的焦虑感。无数小说因为与现实事件的切近而获得讨论的价值，这是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所在。而文学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力求在“及物”的写作中描摹世道人心，进而触摸现实议题，通过故事的讲述对社会问题进行“想象性的解决”，以此激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然而，小说究竟应该如何切入现实？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安敏成关于小说虚构的一个论断，“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通过维护一种与现实的特权关系来获取其权威性的。在现实主义模式的所有样本中都留有运作的痕迹。每一部新作都有权重构这一诉求，由此显示它对现实的独特把握。”③我们总是不能清楚地说出现实是什么，而只能说现实不是什么：它不是抽象的寓言，不是一览无余的新闻，更不是某种愤慨情绪的衍生品。而只能说，现实似乎是一种写实意义上的“似真幻觉”，一种显而易见的秩序的反省与重构，一种有着多重“褶皱”的神秘所在。因而对于现实的想象，也理应将小说的世界引向复杂，在诸种关系的考量中，妥善归置切入现实的具体路径和可能效果。 一、寓言/写实：现实的“主题”与“细节” 正如安敏成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中所说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品其实都运作于两个层面：一为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层面。一为自觉的寓言层面。”④这种寓言与写实的区分，似乎可以分别对应达米安·格兰特所称之的现实主义的“内聚”与“应和”理论。在格兰特那里，“内聚”体现的是一种“觉悟的现实主义”，它所倚重的是“不靠模仿，而靠创造”，确切地说，是“一种运用生活材料、通过想象力调解使其摆脱纯事实性并将其移至更高层次的创造”，这也是安敏成所说的“小说的创造性生成”。在这个层面，作家会探索“写作形式的可能与局限”，进而“揭示作品内在的压力、缺陷以及作家在将素材纳入到特殊的形式建构的过程中必须闪避的陷阱”⑤。在此，寓言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创作方式，在顺利避开“真实性诉求当中的认识论盲区”之时，也容易落入某种建构主义的“陷阱”。因而就此来说，现实主义的“应和”理论所呈现的“认真的现实主义”，似乎才是小说叙述的基本态势，这也是前述“创造”得以顺利生成的基础。因为，“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冀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存在”，想象一种“游移不定、无视规则的能力”，那么现实的世界则势必落空。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就是以这种“认真的现实主义”精神，“希望把自己交付给现实世界，谦恭地向说教者敞开了大门；它用真实这一重物镇压轻佻的想象，使自己的形式、成规和严肃态度顺从陶醉于事实的心灵的净化。”⑥ 在罗兰·巴尔特那里，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⑦，这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⑧而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总是受着此种理论的蛊惑，在荒诞不经的现实叙事之外，希求通过寓言的捷径抵达彼岸的真理。这样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也显示出与由来已久的“反映论”的思维定式进行卓绝斗争的努力。然而，倘若这种寓言的方式是以牺牲叙事细节的严谨为代价，那么小说现实世界的建构则会不可避免地落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也是寓言与写实的矛盾所在。不得不承认，以写实的方式在总体性的意义上把握中国叙事的形式正在逐渐失效。这种情形下，如何超越日渐消隐的写实主义传统，从而获得一种新的表达，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最近几部乡村叙事的长篇小说，可以看出当代作家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他们试图以“寓言化”的外在策略，超越既有的写实主义框架，使乡村叙事获得新的表达的时候，新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我们知道，寓言具有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特性，它在形式上是离心的，其结构呈现为一种不完整的、破碎的形式。既往的以表现“总体性”为旨趣的、向心性的写实已难以把握当下的内外现实，而寓言因其离心性、碎片性，其实更适于表现个体的现代情绪，比如精神的衰败等议题。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叙事者可以获得将历史或现实生活加以荒诞、变形乃至扭曲的权利，或者用想象力“虚构”生活，改写、重构乃至消解传统的写实主义，进而获得一种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这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方式。因此某种意义上看，寓言化是比较简单的，它相对于略显沉重的写实而言，又是轻巧的，甚至多少有些轻佻。比如阎连科继《四书》之后最新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寓言小说”，其宏大的政治批判，并不是在写实的意义上关切乡村。而是以“县志”的形式书写了一个叫作“炸裂”的山村，从村变成镇，由镇变成市，最后成为超级大城市的故事，进而通过这个村庄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叙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之路。正如阎连科所说的，“炸裂”的原型就是深圳，但小说并不因此而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历史表述，而是立足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因而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 就小说而言，《炸裂志》其实是从“改革元年”开始叙述的。这里有社会主义的失败，有人民公社化的解体，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这当然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图景。然而，小说最大的意义不在于细节的真实性，而在于一种荒诞不经的寓言性，它用一种“概括式”和“缩减式”的寓言叙事来囊括当代中国的整体形象，这无疑显示了作者的文学野心。在此，阎连科运用了当代作家通行的做法，即从一个村庄的变迁，来讲述当代中国的变化，这是从《创业史》到《古炉》的文学传统，而《炸裂志》也意在表明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借此对甚嚣尘上的时代主题，比如中国速度，中国模式等问题表达自己批判性的反思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