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我有一个讲稿，就在会议的论文集里，我就不说讲稿了。 苏童和格非的发言我听了很多次，从来都精彩，今天特别精彩。为什么？因为苏童的记忆力在朋友圈里是最差的一个，他还能记得过去的苹果、香烟。格非大病初愈，今天发言如此慷慨激昂，苏童的发言结尾在裸奔和穿什么衣服上面，很精彩。很多年前我看到马尔克斯的一个对话，他说作家要给批评家丢几块西瓜皮，让批评家踩着后滑出去摔倒，结果今天的批评家还没踩着，作家踩着了。裸奔和穿不穿衣服的问题，这是永远扯不清楚的，那就是西瓜皮。我以为到东西这三个故事出来，这个西瓜皮不见了，后来又出来了。 格非说得非常好，他把苏童感受到的说得更加直接，我们在那一瞬间的勇气让我们写下了那样的作品。我和格非、苏童一样为什么不继续写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刚才格非已经给了很好的回答，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80年代的气氛，那时候为了冲破什么的气氛已经不存在的，不是没办法去写而是没有那种气氛了。他们都说了很多故事，我没有比他们精彩的故事，就不说故事了。 我下午在这里听了发言，主要是年轻批评家的发言，很有意思，我听到张莉在学校给学生上80先锋文学的时候，后来杨庆祥也提到类似的情况，他们的学生从我们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品中没有读到80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是文学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文献的功能，这个我们暂时不去管它。马赛大学的一位博士杜方绥先生说，中国的先锋文学介绍到法国以后，没有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那么成功，这个很正常，因为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他们给法国读者带去了文学的新东西，中国的先锋文学对法国读者来说已经不新鲜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遭遇，我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在中国评论界受到的好评我感觉有点超过我后面的小说，法文版是在《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之后出版的，等我到巴黎之后有几个法国著名的批评家对我说，他们对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感到失望，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我记得当刚刚写小说的时候，像卡夫卡、巴尔扎克，现代文学里面的沈从文等作家、古代的笔记小说，我几乎是同时阅读的，就是说我的阅读是杂乱的，所以我的写作也就这样写起来了，并不是一种有序中训练出来的。所以我在想，先锋文学之所以能够起来，是因为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可以说中国基本没有文学了，准确说是没有文学的丰富性了。先锋文学之前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短短十年时间里中国几代作家所做的努力就是给予文学应有的丰富性，给予文学原本就应该有的，那时候中国的文学好比一个人的血管99%被堵住了，需要装上几个支架，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