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欧阳江河介绍说台上7位都是先锋作家，我猜他的意思应该是清华教授讲的广义意义上的先锋作家，余华、苏童、格非是先锋作家，而李洱、东西和我恐怕只能勉强算得上广义意义上的先锋作家。我们写作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90年代和80年代的精神背景完全不一样。 格非刚才说80年代转瞬即逝，先锋文学的环境不复存在。我想接着他的话题谈谈80年代的精神背景问题。关于80年代的精神想象中，大约都会指向“理想主义”这个词语。但是仔细辨析80年代的理想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多重价值的塑造及其混响。首先，我觉得那个时候，革命意识形态依旧主导着整个社会，只不过，在80年代，“新”这个词语取代了“革命”，但整个社会其根本的意识形态背景没有变，所以这理想主义中，天然地具有革命意识形态带来的国家主义成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这理想主义的内在动力。因为“新”这尊神的出现，我们开始和西方相遇，原来被禁忌的各种西方新思想都被我们合法拥抱。所以，尽管整个革命意识形态依旧笼罩一切，但其思想体系及价值体系内部却是活跃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到这个意识形态的变革过程中。 1985年的先锋文学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产物。先锋文学在今天看来，可能已不像当年那么灼目。但在当年的背景下，先锋文学在叙事革命的旗帜下，其实隐含着一种对整个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或者说在这之前，我们的文学或多或少是革命意识形态哺育的结果，现在，先锋文学打算另立炉灶，开启关于文学新的疆域。90年代之后，一个物欲的时代来临，直到今天都是这么一种状况。80年代的逻辑已然终结了，90年代逻辑就此开启。 当80年代的逻辑终结的时候，当先锋所隐含反抗的那个意识形态瓦解的时候，张力消失，先锋几无着力之处，先锋的终结也是必然的。某种意义上，先锋也是革命孩子的一个变种。所以，我们今天谈先锋，其实在谈先锋的遗产。先锋在中国文学划出一条界线，先锋之前和先锋之后的文学在技术、思维、语言及叙事上都改变了，而我们这批起始于90年代的写作者某种意义上依旧享用着先锋的这些遗产。 首先，先锋改造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先锋通过超现实的寓言式书写，使叙事变得更为迅捷。刚才李洱说，我们和苏童他们是叔侄关系，但中国的先锋文学显然同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父子关系，我们的先锋文学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子。所以，当我们谈论先锋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也在谈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么在技术层面，我们更多的是借师西方。到了先锋这里，我们处理现实的方法和传统现实主义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在《铁皮鼓》里，有一节《肥大的裙子》，写到“我”外公被两个警察追捕，外婆正在种土豆，外公躲到了外婆肥大的裙子下，警察问外婆是否看见逃犯，外婆指了另外一个的方向。事后，外婆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结婚成家，生活在一起。关于结婚这件事，这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恐怕需要几万字完成的情节，在现代主义小说几千个字就解决了。这个手法是超现实的，但又似乎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是现代主义小说在处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中国，有了先锋小说的传统后，原本需要写五十万字完成的小说，几乎可以减少一半。有一次，我和毕飞宇开玩笑，我说，如果《悲惨世界》现在写，就不需要写得那么长。 其次，先锋文学改造了我们的文学语言。先锋文学的文字有很大的识别性，某种意义上似乎具有南方特性，因为先锋更强调叙事，所以很少用口语，也几乎不写对白，先锋小说所用的几乎都是精致的书面语系。这也是当我们提到先锋就会提到余华、格非、苏童，而很少提到莫言。就先锋性来说，可能莫言的文本更先锋。这和我们所认知的先锋的语言形态不无关系。这种具有南方特性的文学语言也被后来的作家，特别的南方作家所继承下来，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语言问题从来不只是语言问题，也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关涉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经验的处理。这种南方性格的语言优雅别致，但也有可能产生另一个致命的问题，粗糙的现实经验或许会被隔离在外。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 总之，先锋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方向。90年代的文学在方法论上继承了先锋小说的传统，但有自己独特的面貌。90年代，整体性消失了以后，所有的经验都是碎片化了，没有一个强大精神背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写作都是孤立无援的。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像人类的童年，有顽皮和稚拙的一面，先锋小说也是如此。今天不知道哪位批评家说到先锋小说的器官是非常发达的，味觉、嗅觉、听觉、幻觉等等，但它欠缺的正是人的正常温度，正常情感。刚才苏童谈到“穿衣服”问题，对此我的理解和李洱的理解又有点不一样，我的理解穿衣服其实是对人的关注，先锋文学基本上把人变成一种符号，所以人需要不断地有温度。90年代，我们写作的时候，会更关注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除了叙事形式以外，我们更关注人和这个时代的紧密关系，探讨时代意志下人的真实境况。因为每个人都不是抽象的人。 我就讲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