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同志会初探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09-0010-07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09.002

      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最重要的政治组织。随着阎锡山统治势力向基层的不断扩展，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分支机构遍及省内，达于乡镇村治。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之后，逐渐整合于其他各种组织之上，成为核心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按照阎锡山的构想，这一组织将成为“强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的领导机构”①。民族革命同志会对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诸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近代山西以及阎锡山统治不可或缺的内容。研究山西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论著大多都提及民族革命同志会，甚至也强调其对于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统治的重要意义②，而对于该政治组织本身却至今仍未有专题论文探讨。这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其核心领导的政治属性关注不足，往往只强调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性和剿共分共的反动性，偏离对其本身的观察与判断；另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阎锡山及民国时期山西的研究仍停留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实践等基本层面，未转移到更深入的政治组织本身研究上来。

      学界对民族革命同志会的观察存在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从山西境内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角度出发，强调民族革命同志会对革命进步势力、特别是对牺盟会组织的打压与破坏，认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是阎锡山假借“民族革命”的招牌，施行各种反动阴谋，维持其“土皇帝”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③，看到1945年以后同志会的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检举“政治嫌疑”及“伪装分子”④。这是观察民族革命同志会的主流视角，多数文史资料中人的口述和当事人回忆录即以此作为主要内容⑤。二是从政治组织本身角度出发，认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是山西最重要的类似政党的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是“以阎锡山为首的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⑥，“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团体。它名义上是‘会’，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是一个有职有权的阎锡山的党”⑦。这一视角对于民族革命同志会政党性质的强调，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本身在山西影响有限。“当时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在山西是没有市场的，人们只知道有个‘同志会’，不知道有什么‘国民党’。有些地方虽然也有国民党的‘区党部’、‘县党部’，但也不过是装潢门面，挂个牌子而已，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⑧三是强调民族革命同志会的非正当性与非政治性，认为它并非公开组织或正当性组织，甚至定性为特务组织或帮会组织⑨。当时“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名义不便于公开使用，阎锡山借国民党中央成立“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山西分会”的机会，成立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对内则依然称同志会。不过“同志会”假借“精建会”名义的方式反映出阎锡山对国民党组织的忌惮，这也给同志会与精建会的叙述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不难看出，民族革命同志会作为地方性的政治组织，对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国家政治的两大主体——共产党与国民党均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与分化，学界多把它作为对立面进行考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以及这一时期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思考。

      本文拟从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组织建设、内外斗争三方面对这一政治组织予以初步探析，以求反映从抗战到内战特殊时期阎锡山对山西地方政权的强化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

      一、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组织与理论基础

      1937年11月8日，日军进入太原。11月中旬，南京政府迁往重庆，阎锡山则退守临汾。1938年2月16日⑩，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会上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3月，临汾失陷，阎锡山退守吉县。5月，日军攻陷吉县，阎锡山退至黄河西岸，驻扎于陕西宜川桑柏村。大敌当前，缘何阎锡山于此时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事后又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难道这个组织并非阎锡山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集聚力量抗日的急就章么？

      我们认为，从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后的发展脉络看，这显然是阎锡山精心设计的组织建设。创办之前，民族革命同志会已具备较为扎实的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

      1936年春，阎锡山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等山西地方政治团体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志会”。这个组织虽然没有系统政治纲领，却在领导层和组织架构上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自强救国同志会”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高级委员包括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省建设厅厅长樊象离、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濬、省财政厅厅长王平、太原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王怀明和太原绥靖公署参事李冠洋。太原绥靖公署秘书梁化之担任总干事(11)。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时，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赵戴文，邱仰濬、王怀明、梁化之均在高级干部委员会之列，且分别承担政事处处长、秘书处处长、组织处处长的重要角色。梁化之同样兼任总干事一职(12)。“自强救国同志会”下设青年、工人、民众、妇女、商人五个委员会，“民族革命同志会”则设有青年组(后改为青运组)、工运组、民运组、妇工组等，沿袭了前者的组织架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后，“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动解散。

      1936年5月，阎锡山响应国民党号召，防堵陕北红军东渡黄河，实行“民众防共”策略，抽调青年干部派往各县组织“主张公道团”。同年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部分委员和军政训练班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公道团”和“牺盟会”是主张和性质绝然相反的两个团体，却都归于“自强救国同志会”旗帜之下。此时的山西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自强救国同志会”分别为两个彼此不相容的团体培养和输送干部，反映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自强救国同志会”成立后，阎锡山举办了“暑假健身团”和“军事训练班”等活动。特别是“军事训练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分别训练过全省小学教员数百人，“公道团”县、区、村干部一千数百人，“牺盟会”及“民训团”干部二千余人(13)。随着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有些地方的公道团和牺盟分会最终合并(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