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夺取抗战之最后胜利。和平消息传遍全国，舆论一片欢乐轻松，对战后重建充满期待。这种胜利久违的民众心理也在物价上面体现出来。在8月最后一周，原本受到物资管制的商品大量半价抛售，全国物价突然下跌。这本是市场供需回归正常的信号，如顺势利导、恢复生产、疏浚交通、稳定货币、或可根本解决物价高悬和物资短缺之苦。孰料这只是极为短暂的轻松时光，至10月间，物价死灰复燃，重回上升通道。进入1946年，通货膨胀已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1947年2月，国民政府重启经济管制政策，颁发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对重要日用必需品实施限价。此时的管制吸取了抗战经验，政府部门将行政监察与商会、同业公会的商人组织体系相结合，以期提高政策实效①。 天津为华北经济中心、进出口贸易之集散地，“举凡金融及商品市场，其左右社会经济至为举足重轻”②。在全国经济形势恶化、价格全面上涨的困境中，天津亦在努力应对。在天津市社会局主导的价格控制体系中，商会和同业公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笔者在天津市档案馆查询的行业档案中，发现同业公会与各业限价政策之实施关联密切，其作用并不限于单纯执行限价方案，还与政府频繁进行着“讨价还价”活动。本文选取天津的粮食业、煤炭业、布料业、洗浴理发业等提供日用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对同业公会在价格控制体系中的角色进行解读。经由天津各业同业公会的表现，也试图进一步探析内战时期政府价格管制政策之实施途径，讨论严重通货膨胀环境中行业组织之应对方略③。 一、定价：内战时期天津的价格管理体制中的公会职责 抗战胜利后的平静很快逝去，内战烟云弥漫全国。通货膨胀有如恶魔降临，其直接表现就是物价的迅速飞涨。据财政部颁发的全国疋售物价总指数，如以1937年指数为100，1945年已升至163160，1946年达339221，1947年达2697100④。再据分地区之物价对比，以1937年1—6月平均指数100为基数，到1947年9月时，上海的指数是4635700，重庆是2590240，长沙是3481400，贵阳是1564323，天津是4574905⑤。物价涨势汹涌而至，西部地区稍低，天津的指数涨幅与上海不相上下，但均达至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张公权在抗战后曾担任过经济委员会主任和中央银行总裁。据他的分析，战后初期出现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要发动内战，军事开支成倍增加。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巨额的流通券，限期强制伪钞兑换法币，都加剧了物资短缺的境况⑥。内战爆发后，又肆意扩张信用货币，滥发钞票。据中央银行的统计数字，1945年增发法币842，400百万元，1946年增发法币达2，644，200百万元，增长3倍有余。1947年，达到29，462，400百万元，1948年1—6月达163，332，800百万元，法币滥发已经完全失控⑦。价格飞涨之下，人心惶恐，投机严重，政府不得不紧急采取措施实行限价。1947年，行政院制定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要求平衡预算、取缔投机、发展贸易、稳定物价。关于物价方面，方案规定：行政院指定若干地点为严格管制特价之地，各地政府机关应动员全部力量稳定物价；指定地的一切日用必需品严格议价，依照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及评议物价实施方案办理。方案尤其强调要对民生日用必需品保证供应，方案还规定民生日用必需物品出售之价格，由主管机关核定公布之。经营之工商行号出售价格不得超过公布价格，不得囤积日用必需品延不供应。如有违反，“以扰乱市场论罪，从重惩处”⑧。 天津市的涨价风潮亦极为严重。1945年11月1日，天津商会召集粮业、油业、猪羊肉业、棉布业、百货业等日用必需品业公会的会长商议应对措施。代表讨论认为，本市各货存底不丰、外埠交通梗阻导致供不应求是为主因，黑市操纵，亦可影响物价。会议提出疏通货源、恢复生产、开放查封日伪仓库物资等解决办法⑨。到内战爆发后，经济形势更为严峻。据1947年10月20日《工商新闻》所载，天津物价极为混乱，“为历次涨风未有之现象，物价均向高峰挺进，瞬息万变”。食米市场危机更甚，“米价成野马飞腾，投机米蠹，目无法纪，横行市场，混乱异常”。面粉、纱布、食油各业，货源减少，原料剧涨，“货主喊价更见猖狂”。政府派遣便衣经济警察，严厉检查同业交易⑩。天津工业会也指出：“年来物价步步狂涨，人心惶恐，大有不可终日之势。长此以往，经济必趋崩溃，治安无法维持，其结果何堪设想。”(11)价高世乱，抢购成风，政府和工商界亟须寻找应对之策。 按国民政府的政策设定，国统区的市场管理是采取打击囤积、限价与配售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的。国民政府重新颁发《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两大法规，旧政新用(12)。1947年2月，行政院颁布行《评议物价实施办法》，将商会、同业公会纳入到价格评议体系之中。办法规定：全国各重要地点须设立物价评议会，其职掌包括评议民生日用必需品之售价、检举违反议价之行为。评议会由主管官长任主任委员，委员7—11人，由地方政府从参议会、商会、工会及工商同业以会中选聘之。评议分为初议与复议。初议由主管局派员与同业公会代表会同议价，报告物价评议会。评议会核定后，报请地方长官核定公示。议价标准系按成本依向例酌加利润，核定价格由政府公告，商店须将价格表标明于店门前或物品上。成本发生变动有评定新价必要时，须重新议价，未经议价核定前不得加价(13)。商会、同业公会直接以公司、商号为会员，能够准确掌握和监察物价变动情况。同业公会也愿意参与此事，希望借机能够保护行业利益。在天津市，社会局既为同业公会之会务管理机构，也成为价格事务的负责机关。 商人团体是战后人民团体重建的重要内容。1945年11月，社会部发出通令，要求收复区人民团体进行整理登记。凡敌伪指使成立者一律解散，其余依法调整，重要工商业团体尤应迅速重建。天津市社会局转发社会部令，还要求天津商会提供实施意见(14)。在沦陷时期，天津的商会、同业公会多为亲日及投敌分子掌控，在依令对伪商会进行解散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人事改选问题。1945年10月初，天津市政府派杨西园、王晋生、张伯麟、宋棐卿、张紫宸等19人为天津市商会整理委员会委员，杨西园为主任委员，王晋生、张伯麟为副主任委员，10月29日正式办公(15)。商整会一面接收旧商会之各项文卷，一面推动各业同业公会改组重建。按照商会的成立程序，公会改组是商会成立的前提条件。经过努力，商会下属的100多个同业公会重新实施登记。1946年10月1日，商整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通过新章程，选举了新的理监事成员，新的天津市商会宣告成立(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