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理学院经历的三次挑战及其回应

       思想文化学者许纪霖曾说，“美国大学之所以世界一流，不是因为有一批高大全的综合性大学，而是有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和斯沃斯莫尔这些风格迥异的学校”[1]。其中，以斯沃斯莫尔为代表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①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文理学院还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原型。1636年建立的哈佛学院便是美国第一所文理学院，并成为日后美国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先驱。自哈佛学院诞生至19世纪中叶近200年的时间里，文理学院一直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居于主导地位。[2]然而，文理学院现在只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少数群体，已经风光不再。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哪些挑战冲击了美国文理学院的发展？在美国日益发达且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见图1)，文理学院作为一类四年制本科教育机构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本文拟尝试性地回答以上问题，以深化中国对美国文理学院的认识，并为日益增多的留学美国文理学院的中国学生提供纵向的历史信息。

      

       图1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图

       一、19世纪早期的挑战与回应

       第一次挑战于19世纪20年代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冲击与德国教育体制的首次冲击。实用主义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美国文理学院在致力于传统的同时略显实用性；二是美国文理学院的早期竞争对手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取向。另外，在美国早期留德归国学者的影响下，德国教育体制开始了对美国教育长达一个世纪的挑战。

       (一)实用主义的冲击

       文理学院为学生提供博雅教育—— 一种为高级学习奠定基础的预备性教育，课程内容主要由古典语言、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形而上学及自然哲学等具有普适性的基础哲学理论组成(见表1)。在学院前两年，学生主要学习古典语言课程，之后的两年主要学习哲学、通识课程与神学。美国文理学院最初是效仿英国的学院模式建立，但反映着当时北美大陆的具体境况。正如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指出，文理学院在美国的广泛建立是英国的学院模式与美国的特殊条件(国家的建立、宗教的热情和民间力量)相结合的产物。[3]美国早期殖民地学院虽以博雅教育为主，但也带有实用性色彩。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在1754年成立之初宣布，学院“通过开设测量、航海、地理、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课程……事实上，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从而实现舒适、便利、优雅的生活”[4]。随后，费城学院(现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宣布其教学计划为古典文学、数学、物理、生物、现代文学以及历史等科目的学习。殖民地时期，美国文理学院的目标与课程虽略显实用性，但保持着小规模与有限的课程范围。

      

       1776年美国独立后，随着大量人口涌进西部边疆地区，新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规模大小，几乎每个团体都建立了学院，一方面表征自己的声望，另一方面为团体成员提供学习课程，以至于当时美国被称为“学院的国度”。这些学院提供的教育也具有实用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预备性教育。进入19世纪，新的高校类型逐渐开始出现。例如，以西点军校为代表的从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学院，培养师资的师范学院，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许多与文理学院平行的教育机构——学园(Academy)。学园强调应用性知识，正如当时一所学园宣称的，他们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生活中的真实事务并实现目标”[5]。学园虽是私立机构，但与当地、所在州密切联系，并服务于支持者的需求。这些学园开设课程灵活，招收与学院相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成为学院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二)德国教育体制的冲击

       除了上述由实用主义带来的各种挑战，美国文理学院开始面临德国教育体制长达一个世纪的挑战。19世纪的德国，大学预备性教育的任务已转交给中学，大学的主要活动是辩论与研究。在美国，相当于德国大学的学院仍在开设古典语言课程，提供预备性教育。一方面，公众指责古典语言课程枯燥无味；另一方面，学院忽略实用科目也引起了学生的不满。19世纪20年代，古典学院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改革。另外，一批早期留学回国的美国学者受德国教育体制的影响，尝试着把某些德国大学的办学经验融入自己所在的教育组织中，掀起了早期的课程改革浪潮。如乔治·提克纳(Gorge Ticknor)设法改革哈佛学院的现代语言系，开设了一系列高级课程，供不同年级学生选修。此次改革虽然失败，但引起了人们对学院教育目的与形式的重新思考。

       (三)对第一次挑战的回应

       美国文理学院对第一次挑战的回应，集中表现于耶鲁学院与《耶鲁报告》。在学院教育目的与形式备受争议的形势下，耶鲁学院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耶鲁报告》，并于1828年公布了这份报告以此澄清立场。在美国，有高等教育史专家认为，“《耶鲁报告》可能是自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文献”[6]，是重申文理学院地位的经典之作。当然，也有人认为《耶鲁报告》是一份极端保守的报告。不可否认，《耶鲁报告》表达了对文理学院及其课程的总体看法。报告认为，文理学院是秉承博雅教育传统，为学生的高级教育奠定基础的一类组织。它的教育目标不是教授任何一种专业的、特别的东西，而是打下所有专业共同的基础，因而课程学习中不包括专业科目的学习。[7][8]换句话说，文理学院的目标是对学生进行心智训练，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将知识存贮于心，而古典语言与文化则是心智训练的理想工具。至于应用课程的学习，报告认为：“那些涉及具体专业的知识，只有在真实的情境中通过动手实践才能真正领悟，否则，收效不大”。“因此，商业需要在市场中学习，机修需要在车间里学习，耕种则需要在田地里学习。”[9]总之，为了使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合理，报告认为新形式的教育——专业知识或高级的学术教育应该移交给其他类型的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