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5)06-0017-06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6.001706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全球化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跨国界的深刻影响。全球化浪潮推动了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民营化的兴起、分权的推进、问责制的实施，以及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①在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作用过程中，需要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对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 一、高等教育中全球与本土的辩证关系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地区、政府、大学和其他组织能够回避全球化的影响，也没有哪一个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能够怡然自得于全球化进程之外。全球化重塑了当代高等教育的面貌，这一过程方兴未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政策和实践的基本力量中，既有来自高等教育内部的力量也有来自高等教育外部的力量，既有来自全球的力量也有来自本土的力量。 在克拉克1983年提出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图”这个经典高等教育模型中，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大部分公开活动位于三角形中点的左边：公开的权力冲突在政府与学术权威之间展开；市场或者不被看作是一种协调形式，或者被视为将产生不可靠的不良结果。②这一模型后来受到了挑战。在克拉克提出这个模型的时候，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经历“二战”后凯恩斯福利国家时期的黄金时代不久，新自由主义刚刚抬头，市场机制仅仅在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该模型提出后市场的力量在各国日益增强。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克拉克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分析框架已经难以反映出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力量。1996年克拉克自己也反思道，他的模型忽视了超国家的力量，并且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宏观趋势和结构，忽视了微观动力和决定因素。③ 鉴于影响各国高等教育因素的多样性，2002年马金森和罗兹提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国家地方模型”(glonacal heuristic)。Glonacal为两位合作者新造的一个词，由global(全球的)的前三个字母、national(国家的)前两个字母和local(地方的)的最后三个字母组成。他们提出这一模型的具体原因包括三点。首先，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受到全球经济、文化、教育力量的影响，以及高校自身的影响；其次，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受到区域贸易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影响；再次，体现民族文化的高等教育受到保存和促进本土文化认同和独立性的挑战。“全球—国家—地方模型”不是一个二维平面，而是由一组相互联结的六边形组成的三维空间；相互联结的晶体代表着全球体系中的机构和行为的集合。④该模型提出高等教育领域内政府、市场、学术权威三种力量相互交织，强调了全球、国家、地方三个维度和力量并存的重要性，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政治、市场、学术权威三种力量在全球、国家、地方层次的交互作用。这一解释框架发展了克拉克三角，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活动的三个相互联结的层面：全球、国家、地方。阿诺夫和托里斯提出的分析框架则相对简练，主要是从全球与本土(包括国家与地方两个层次)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在他们看来，影响教育的全球力量与本土力量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它们相互作用并且有张力和矛盾。⑤ 高等教育领域内市场的形成、民营化的兴起、分权的推进、问责制的实施，以及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并且全球化的影响主要是以间接的方式发生的。与此同时，各国高等教育政策形成和实践发展还受到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自身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主要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更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主要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某些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主要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其他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则主要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例如，同样是高等教育民营化，韩国的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受到国内因素特别是中等教育普及、高等教育需求旺盛等因素的影响，智利的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受到新自由主义和“结构调整方案”的影响，印度的高等教育民营化则受到高等教育财政紧张、世界银行“结构调整方案”和国内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归纳起来，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受到全球与本土双重因素的影响，全球因素与本土因素相互作用；至于在国家层面以及在具体的某种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上是全球因素还是本土因素影响更大，则取决于该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位置和有关具体情境。 二、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 高等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在类型上包括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在指向对象上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功能。高校是一种以知识特别是高深知识组织起来的学术组织，早期主要从事传播知识的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职责。在历史上，高校传播、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服务社会主要是围绕知识本身，较少考虑这些活动的经济涵义。根据埃奥多里卡的观察，大学的理想一度包含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并专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⑥ 但是，在全球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竞争不断加剧，各国积极努力在世界格局中谋求一个好的或相对好的位置，强调增强“国家竞争力”。竞争型政府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要求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要求高等教育直接为经济做贡献。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政府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的技术类和技能型毕业生，开展更多的应用研究，加大对应用研究的投资力度并削减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加强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化，收取学费或提高学费水平；有的国家还要求高校大量招收自费留学生，建立海外分校或开展其他形式的有偿跨境教育服务，在政策上予以大力支持，甚至将教育作为出口产业。看似矛盾的是，政府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为削减公共教育经费，要求高校节约资源和提高办学效益，通过评估和质量保障的方式对高校资源使用进行问责。政府削减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既有财政紧缩的原因，也有认为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生产功能，高校有能力为自己的教学科研活动承担更多成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