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景观重构中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的耦合路径与其界面 陆邵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5.6.70～79 城镇化发展中全球文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地方文化的传承不能断裂；城镇建设不可能完全照搬国际标准，也不可能一味的复制传统。全球性与地方性两者背后隐含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二者并非非此即彼，并非矛盾对立。因此，城镇景观重构中如何在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如何耦合全球性与地方性，如何规避全球文化对地方文化的负面冲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居环境文化多元共生、地方性创新发展的紧迫课题。当然，这一问题解决涉及政治、体制、经济、市场、管理等各种外在因素，但是国际经验表明：对于全球性与地方性相互关系的认知转变与其耦合理论的建构是应对上述城镇文化与其特色危机的首要条件。 从地方城镇景观的不同主体（政府、开发机构、设计师、社会组织等）出发，寻找全球性与地方性的耦合机制，这是当前我国城镇景观重构建设的新趋势。事实上，两者耦合源于不同主体的需求，耦合的目标指向也是主体，这也体现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因此，“如何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谁耦合”等是实现有效耦合对接的重要问题。首先，应该为不同利益相关群体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通过对话平台达成共识，选择相关的要素、路径、策略与原则。其次，探索主体对于全球性与地方性耦合在不同尺度、不同时空维度的感知、干预与评价，并探讨景观重构前后全球性与地方性关联的信息对于不同主体的反作用机制，包括物质景观属性、活动行为与文化意义的演变。然后，根据这些潜在的演变规律，对耦合客体与主体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类，可分为积极／消极／中性；进而寻找不同群体均认同的最佳路径，避免共识的假象，尊重文化认同的差异性。 上述这些耦合的路径与策略必须根植于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作用中，还需要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运作，不断去建构城镇景观的特色风貌。自上而下的运作，就是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先行，全球要素作为框架控制，作为一种主导力量与强势符号整体渗透到地方性城镇景观中。这种运作机制容易滋生全球文化霸权，而削弱传统地域文化的力量。自下而上的运作，就是公众参与、社区自治与市场运作为主导，从底层挖掘地方优势资源，充分尊重原住民或者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循序渐进地改进与保育地方性景观。这种运作机制容易导致地方狭隘主义以及虚假的伪造。因此，理想的模式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协作，从而来推进城镇景观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联耦合。总之，要从客体要素、路径、策略、原则、主体等角度，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界面”上下协同推进耦合，才能有效打破“全球性”（现代元素）与“地方性”（传统文化）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建立全球与地方等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观念，促进城镇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书贾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贡献 刘满平(榆林学院)/《榆林学院学报》，2016.1.51～53 书贾，又称书估、书客，指的是贩卖书籍的商人。“书贾”于当今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图书馆供应商。图书供应商对图书馆建设而言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影响着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图书馆的文献建设工作上更为显著。历史上的书贾，作为商人有牟取暴利和作伪等被读书人指责的方面，但他们集藏书、刻书、售书于一体，相当于承担了今天的图书编辑、出版、发行等这些重要功能的工作，并且与历史上的藏书事业关系密切。从历史的、客观的、公正的态度评价书贾的活动，会发现他们对我国古代藏书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 发掘、抢救、保存文化典籍。历史上公私藏书因各种原因聚聚散散，特别是在社会动乱之后，随着世家大族的衰败，许多藏书楼疏于管理，或后辈子孙不肖，售书挥霍，如海源阁的藏书在战乱遗失了一部分，剩余的被后人几乎卖光了。在这些情况下书籍就面临消亡的危险。书贾们主观上出于盈利的目的，需要储备大量书籍。因为储备书籍的数量越多，品种越全，质量越高，才越能吸引顾客的注意，所以书商在此动荡年代相当活跃，他们不但坐堂收购，还奔走于新旧藏书楼之间，收购书籍。(二) 传播文化典籍。书贾的书肆是藏书家获取图书的主要途径，也是个人和书院购买图书的主要途径，在当时这是传播文化典籍的最主要方式。其次是他们刻印书籍，扩大典籍的品种和数量，使典籍得以更为广泛的流传。书贾在刻印书籍的过程中对我国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也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