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称谓，“文化研究”不存在某种统一的理论纲领或某种独特的概念系统。弗·詹姆逊曾经用“后学科”形容其性质：“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①文化研究挣脱具体学科的籓篱，力争将犀利的理论分析引入社会历史。许多人认为，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对于文本的精雕细琢业已沦为一种保守姿态。作为一个远为复杂的文本，庞大的世界开始验证批评家的解读能力。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理论不再是学院操作的思辨游戏——理论的重大意义是投入乃至干预社会历史。这时，民族、国家、种族、阶级、性别、意识形态这些概念开始重新制造各种理论热点。 当然，尾随文化研究的各种异议从来就没有消失。来自审美主义的质疑始终是一个醒目的存在。审美主义的质疑不是指向文化研究的某种具体观念，而是抵制乃至反抗理论所代表的理性对于审美的压抑。苏珊·桑塔格曾经以尖锐的言辞表示了“反对阐释”的主张：“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她甚至将阐释的罪恶扩大到整个世界：“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②“审美”的名义之下，人们可以遭遇多种不同的描述和形容。审美可能被称之为某种奇异的精神喜悦，或者某种不稳定的心理波动。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曾经产生特殊的影响，例如审美必须彻底摒弃功利观念的干扰，或者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种种性质相异的事物——例如，自然景象，人物的命运冲突，或者特殊的几何图案——进入审美视域时，内心的愉悦是否相同？审美是一种纯粹的心情，还是一言难尽的百感交集？另外，一些新型的观念正在获得愈来愈多论述，例如文学或者艺术乃是无意识的象征，或者，审美将造就感性的解放，如此等等。苏珊·桑塔格提到了审美之中的“新感受力”，认为“这种新感受力必然植根于我们的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即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流动性、拥挤、速度，艺术的泛文化，等等③。显然，这种“新感受力”的总结可以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大数据”时代。 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审美存在的若干特征几乎没有争议。首先，审美通常显现为一种感性的直觉，诸多感官瞬间共同参与判断的形成。当然，审美不可能拒绝来自理性或者思想的充实、塑造和校正；美学之所以称之为“感性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审美必须穿越杂乱的感官印象从而成为马克思所形容的“理论家”④。消除感性好恶与概念判断之间的距离，这是康德以来许多思想家反复考虑的问题。其次，审美的感性特征决定了另一个特征：相对地说，感官擅长掌握的是各种具体的形象和景象，各种可感的细节。从历史著作之中读到“饿殍遍野”的记录，与亲眼目睹一个生命的枯竭相比较，人们的感觉完全不同。只有后者才能打动感官。 远在“审美”一词流行之前，人们已经察觉这种异常的心理波动。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乐意享受这种愉悦。柏拉图对于审美的谴责名闻遐迩。在他心目中，审美诱发的哀怜癖和感伤癖令人厌恶。那些严谨、刻板乃至迂腐的思想家往往觉得，种种捉摸不定的情绪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放纵内心各种隐蔽的体验对于编织牢固的道德篱笆肯定不利。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并未给予审美多少理论支持。数字般的精确与公式般的清晰常常与文学格格不入。相对于崇尚必然的科学知识，审美毋宁说更为接近前科学的宗教神话，接近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当然，男权意识形态也会在某些时刻露面，对于审美主义可耻的多愁善感表示不屑——男儿有泪不轻弹，或嗔或喜犹如轻狂的女儿态。许多时候可以证明，这种不屑与柏拉图的谴责遥相呼应。对于资本社会训练出来的实利主义者说来，审美无疑是一种多余的精力浪费。这种莫名的精神投资又能回收多少利润？社会知识的权力图谱正在发生重大的调整。经济学作为显赫的学科登场的时候，文学逐渐地沦为可疑的存在。精算正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号称不计功利的审美又能得到多少垂青？当然，知识分工接受现代性的改造之后，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口号力图为审美申请一个特殊的空间。然而，文化研究的大规模崛起再度打破了幻觉——文化研究抛出的一系列大概念再度封锁了这个空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曾经组织了一场“审美vs政治”的思想运动。相当长的时期里，阶级分析成为处理各种文学问题的唯一的理论模式。挤干了所有的审美液汁之后，文学仅仅剩下若干填充阶级分析图谱的社会学资料。“庸俗社会学”一度成为诟病这种理论模式的普遍称谓。“审美vs政治”意味着，打破阶级分析理论模式的统治，争回审美的基本权利。从朦胧诗、先锋文学到纯文学，纷至沓来的文学派别无不包含了同一主题的反复陈述。激烈的辩论之后，理论气氛终于开始改善。然而，文化研究异军突起，阶级分析卷土重来。阶级、种族、性别——法兰克福学派或者福柯、萨义德不断地提供后殖民理论或者女权主义的升级版，文化研究赋予文学批评的理论密度前所未有。许多时候，文化研究不惮于扮演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津津乐道一个思想史命题，长篇大论地分析某一个历史事件，旁征博引，训诂考据，然而，审美再度悄无声息地隐没了。这时，不少批评家不安地嗅到了某种熟悉的气息。他们又一次提出这种问题：文学哪去了？我们谈论的是文学还是别的什么？我们真的知道如何谈论文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