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8期《上海文化》发表了潘知常教授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上篇)，在近几年国内讨论信仰问题的文章中，该文令人耳目一新，它将信仰问题与“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联系起来，把信仰之有无视为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视角颇为独特。在潘知常教授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信仰的维度，真正的信仰是由基督教来代表或由基督教所孕育的，为此，该文用了大量文字分析了基督教所孕育的真正的信仰。一般而论，对于潘文呼吁中国人要“信仰起来”这个诉求，笔者并无异议，非但无异议，而且认为这是今天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但中国人要如何信仰起来呢？潘文出示的途径，乃是“重新回到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只要能够从后期儒家、后期道家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并且再次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出发，去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就不难走出‘信仰困局’。”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按照潘文的逻辑，如果中国从来并无真正的信仰，而西方基督教才代表了或孕育了真正的信仰，那么引进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回到儒、道，这才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潘知常教授“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取向，在思路上与整篇文章是矛盾的，而且此一取向恐怕也未能使中国走出“信仰困局”。本文以潘文为引线，浅谈“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以就教于潘教授及学界方家。 一、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信仰？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似乎是当今学界的一个共识。前几年中国曾流行一句话：“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信仰金钱。”这是“寓沉痛于悠闲”，是无奈的调侃，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中国人根本没有信仰。为什么信仰金钱并不是信仰？有一种观点认为，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据此，信仰金钱也是一种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不是有很多中国人“以宗教家的热忱”去追求金钱吗？法国哲学家阿兰说：“金钱和别的好处一样，必须对它忠贞不渝才能得到它。”①这里的“忠贞不渝”岂非正是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可以有这些辩解，我们仍然断定信仰金钱不是信仰，这就像以色列人崇拜金牛犊不是信仰一样。崇拜金牛犊，是偶像崇拜，也是迷信。信仰不是迷信，而是正信。迷信与正信的区别，显然跟信仰的对象有关，由信仰的对象决定。崇拜金牛犊不是信仰，崇拜上帝就是信仰。可见“信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信什么”的“什么”，未必便是金钱、金牛犊之类实体性的对象，它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意识指向性。这种指向性基本上有两大类：指向现实和指向超现实。对金钱、权力的信仰，充其量是实用信仰，它并没有超越现实。日常生活中的信念如相信“太阳照常升起”，实用信仰如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种种迷信，这些中国人都有，但这些都只是现实关怀。真正的信仰是终极关怀，其根本标志是超越性。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那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终极关怀。 中国人没有真信仰，这是一个全称判断。根据这一判断，原始儒家也是没有真信仰的。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论证。1947年，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中指出：“中国人素缺乏高尚的宗教生活。”②1949年，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断言，中国文化的“两大古怪点”之一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中国文化内宗教之缺乏，中国人之远于宗教，自来为许多学者所同看到的”。③并明确指出，孔子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以道德代宗教”。自梁漱溟和贺麟以来，学界大多认可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但从中国没有宗教的事实，不能推断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结论。宗教信仰是信仰的原初形态，也是信仰的主要形式，然而宗教信仰并不是信仰的全部。在宗教之外，仍有信仰。因此，尽管中国“几乎没有宗教”，但仍然可以有信仰。例如宋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看到这四句话，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儒家也有某种信仰。 然而严格地说，“横渠四句”仍然不是真信仰。理由有二。首先，“横渠四句”具有虚妄性。这是说它大而无当，华而不实。人不是造物主，不可能“为天地立心”。人也不是救世主，不能侈谈“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口气也大得离谱，跟秦始皇似的。纵然是秦始皇，也只是希望万世保有权势，并不曾为万世开太平。现在如能开数十年的太平，就已是不折不扣的伟人了。至于“为往圣继绝学”，虽然也狂妄，但毕竟不全是夸夸其谈，不是飘在空中的无根的浮云。“为往圣继绝学”，大致就是传承文化，传承学术。然而儒家“为往圣继绝学”，隐含着把“往圣之学”等同于终极真理的意思。事实上，“往圣之学”可能早已不合时宜，也可能谬误百出；“为往圣继绝学”，很可能是抱残守缺。把“往圣之学”当作终极真理，也就是崇拜以往的圣人，这也不能算是真信仰。因为，(1)在中国文化中，“圣人”的宗教意味少、政治意味多。君王几乎就是天然的圣人，如杜甫诗句“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非君王的圣人，也往往是后世帝王追封的。(2)在中国文化中，推崇“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这种文化信念不仅缺乏谦卑，还使得圣人缺乏超越的维度。 其次，“横渠四句”缺乏超越性。这表现在它囿于现实之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不过是一种政治诉求。所谓“往圣之学”，也就是早期儒家的学问，其核心是“经世济民”之学，是伦理与政治合一的学问，因此，“为往圣继绝学”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是同一层次的追求。“横渠四句”中唯一看似有超越性的是“为天地立心”。对“天”的信仰，近乎宗教信仰。但是，(1)儒家的“天”不是西方的“上帝”；(2)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天人合一”，“天”要么体现于君，要么体现于民。君是“天子”，代天立言，所以儒家对天的信仰，往往转变为对君的信仰，如杜甫“每饭不忘君”。就连颇有道家气质的李白，也曾写过：“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张炜指出：“中国人没有‘上帝’的概念，常常以一国之君替代。皇帝被看成是上天派来管理地上事务的，于是也叫‘天子’……所以李白、杜甫心系皇帝和朝廷，有一部分当是‘代信仰’的意识在起作用。”④然而张炜并没有指出，“代信仰”并不是真信仰，因为“君”不过是政治人物，而非超越之在。而对君而言，“天”又体现于“民”，此即《尚书》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之，“为天地立心”，究其实仍不过是“经世济民”的政治伦理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