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不生‘信仰’，万古长如夜” 遗憾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情况却全然不同。“先信仰起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都未能引起关注。 当然，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拒绝“求新声于异邦”，而只意味着：在“异邦”的“新声”中，却往往未能敏锐觉察到“信仰”的存在。 诸多学者归咎于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然而，在中国，其实始终并不存在被“救亡”压倒的所谓“启蒙”，而只存在被某一种“启蒙”所压倒的另一种“启蒙”。具体来说，在中国始终存在的，都只是“法式(乃至作为其变种的‘俄式’)启蒙”对于“英式(乃至作为其变种的‘美式’)启蒙”的“压倒”。 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于两大选择，其一，是教会的作用；其二，是人权与契约意识，可以将它简单地概括为“信仰启蒙”和“个体启蒙”。英国之所以最后走上宪政的道路，之所以实现了改良，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带头老大，正是因为两大启蒙的同时实现(所谓有神论和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有神论的唯心主义”)。它所开创的现代化模式，被称为：“盎格鲁圈”。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却不然，它们仅仅只有一个启蒙——“个体启蒙”。而对于无神论的提倡，对于唯物论的提倡，所谓“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却使得这些国家既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也不承认人的渺小。结果，对于英国而言的“应该成为的人”就变成了对于法国而言的“本能自然的人”，而且，误以为只要强调个体解放，只要尊重人，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于是，另一个启蒙——信仰启蒙，却因此而令人遗憾地被忽视了。 然而，无疑是因为宗教传统的匮乏，中国天然地规避开了英国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也天然地规避开了西方现代化的真正源头，并且转而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法国为代表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尽管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但是却极少推崇“宗教”，更不要说对于“信仰”的推崇。 并不是没有觉悟者。一百年前，“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等口号的提出，无疑都意味着对于西方的“先基督教起来”的觉察，可是，因为这些觉悟者有意无意地把“先基督教起来”与“先信仰起来”相混同，因此在正确意识到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以及无法把基督教直接引进到中国之余，却没有能够意识到西方基督教通过否定“教权”以高扬“神权”，再借助“神权”以高扬“人权”这一根本奥秘。一则误以为否定“教权”就是否定宗教，二则误以为可以越过“神权”去高扬“人权”，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意识到在西方基督教背后的“信仰”的出场。于是，动辄希望以美育、哲学、道德去“取代”宗教，可是，却偏偏忽视了必须要犹如基督教的高扬“神权”那样去高扬“信仰”。结果，中国的没有“信仰”的“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 “以道德代宗教”……就都仅仅只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式”的而不是北部欧洲的“新教改革式”的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都没有能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以及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观念，总而言之，“人是目的”的观念，也并没有被真正关注到。 还有一些觉悟者，应该说已经察觉到了“先信仰起来”的重要性，可是，却又转而将之与中国文化等同了起来，并且认定：所谓“信仰”，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所谓“内在超越”说。 所谓“内在超越”，是海外新儒家的一个发明(如牟宗三、余英时)。它是对西方基督教强大压力的某种反弹，也是对“无宗教而有伦理”的传统的迷恋，以致完全无视中国文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先天不足，偏偏转而认定在中国文化中也同样存在成熟的“宗教(性)”与“信仰维度”；而且，与西方相比，其中的“超越”属性是完全一样的，区别仅仅只有“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不同。 遗憾的是，这一说法尽管为众多学人所支持，但却于理无据。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内在”，确实有之，但是，中国文化的“超越”，则其实无之。作为一种境界性的文化，中国文化无疑存在着从低到高的提升，诸如从自然境界到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直到天地境界等，但是，这仍旧是人之为人的自我提升，而且是此岸的提升，但却并不存在从“人”到“神”的提升。显然，在这里存在着的，是“心”的维度，而不是“灵魂”的维度。因此，也只是一种“无神论的唯心主义”。但是，西方的“先信仰起来”却是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针对的是“灵魂”的维度。在其中，所谓“灵魂”，也就是自由存在的精神世界。它具有绝对的意义。也因此，西方的所谓“超越”，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孜孜以求。这终极价值远在彼岸，人之为人，只有不断而又不懈地穷尽自己，才可能逐渐逼近目标，于是，在对象世界的创造中不断地确证自己、见证自己，甚至去拼命地完善自己、实现自己、发现自己、创造自己，也就成为西方的一种必须的生存方式。由此，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创造能量都得以被激活。可是，中国却不然，因为认定真善美都在自身人性的此岸，只要“反身而诚”，就可以发现“万物皆备于我”，自然也就不会去在对象世界的创造中不断地确证自己、见证自己，甚至去拼命地完善自己、实现自己、发现自己、创造自己。最终结局，却是生命的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创造能量的日渐泯灭。无疑，这是一切试图借助回到人的自然本性来提升人性的文化选择都难以幸免的尴尬境遇。 由此看来，所谓“内在超越”，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偏偏是遮蔽了问题。中国文化中“信仰”的匮乏，就恰恰被遮蔽了起来。 综上所述，取径“法式启蒙”却是为了躲避“英式启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却是为了回避“信仰”；以“内在超越”去取代“外在超越”却又是干脆认定“信仰”本来在古老的中国早已有之，总之，与西方的旗帜鲜明地大力弘扬“信仰”截然相反，中国却往往是在羞羞答答地拼命躲闪“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