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 ——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铭文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个曾经极为响亮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作为一种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在社会转折的大幕即将拉开之际，“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无疑永远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极为重大的战略选择。而且，选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确实把我们国家与民族在30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和盘托出。没有人会否认，“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选择，曾经凝聚了所有国人的目光与期待，何况，在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战略选择也确实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在30多年后的今天，也已经没有人会否认，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深入拓展，作为一种战略选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已经不足以成为能够使国人再次集结起来并且再次出发的价值选择与动力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又一次成为一个横亘在国人面前而且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 就笔者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也一直在呼吁应该“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笔者日益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 下面，就来谈谈自己的具体思考与想法。 一、“先基督教起来”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崛起 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涉及的是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还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要回答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最为简洁同时也最为有效的，无异于直接去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当今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这方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思考给我们以重大启迪，他说，研究历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长时段”，在思考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候，显然应该是我们透过世事与国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世与今生的重要参照。例如，以300年为一个周期、以500年为一个周期，由此，我们立即就会发现，有些国家的命运其实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经注定了终将衰败，而有些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终将崛起。 几百年来的全部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频繁。大清帝国的GDP一度领先于全世界，可是，后来却一蹶不振；俄罗斯帝国曾经不可一世，最终难逃覆灭命运；横空出世的前苏联，曾经昙花一现，现在却灰飞烟灭；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曾经雄霸欧亚非，可是，现在却踪迹全无；英国更加神奇，曾经在几个世纪中跃居世界之巅，成为日不落帝国，但现在已经气息奄奄；至于美国，后排末座的身份，也并未影响它在百年中后来居上，至今仍旧是全世界的带头大哥；德国与日本也令人困惑，曾经崛起，但是后来却悍然发动战争，挑衅全世界的人性底线(在战败之后，竟然仍旧能够转而变身成为经济大国，更是一大奇观)；当然，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亚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左冲右突，但是，到现在还大多没有走出贫困的泥沼。 那么，在一幕幕兴衰沉浮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什么规律？冥冥之中，应该存在着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这兴衰沉浮都泛泛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与衰落无疑与“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有关，但是，仅仅归因于“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却又远远不够。无疑，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或者“市场经济”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且，也正是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 具体来说，在历史学界，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节点。西方最著名的历史教科书——《全球通史》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则是“公元1500年以后”。还有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如此划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后”。看来，公元1500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长时段，一个洞察我们所面对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时间节点。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为一个参照的“长时段”，来回顾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公元1500年以后，到1900年为止，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公认，一共出现了15个发达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15个发达国家完全都是欧洲人口。当然，其中有2个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不在欧洲，这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是，它们却同样都是欧洲人口。因此，必须承认，在最近的500年里，现代化的奇迹主要都是欧洲国家创造的——也都暂时基本与亚非国家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