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与继承：韦伯中国命题的重新解读 马克斯·韦伯（2012）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对儒教与道教的分析（即所谓的韦伯中国命题）是韦伯本人，乃至整个社会学经典时代涉及中国社会现实的为数不多的文本之一。而如何通过对这个文本的解读，以及如何将之置于韦伯的整个思想脉络中，以更好地呼应当下时代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宗教、经济现象无疑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在转入深入地探讨“韦伯中国命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韦伯学说的中心问题，以及韦伯中国命题在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位置。虽然学界对韦伯作品中存在一个核心主题的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关于这个主题究竟为何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观点认为，韦伯作品的核心主题是（西方）理性主义的起源与发展（Bendix，1960：13；Tenbruck，1980），这种观点以理性主义为主线，以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为基础，将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甚至社会学研究方法等都纳入了解释范畴。然而这个研究视角容易产生一种倾向，即将韦伯中国命题，仅仅看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处理的“韦伯命题”——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韦伯，2006a）——的控制组与对比案例，从而降低了韦伯中国命题的学术价值。①另一方面，Hennis（1983）在批判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韦伯作品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enschentum），即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伴随着特定的生活方式（conduct of life/Lebensführung）的“人类的发展”是如何出现的。例如，这种核心主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里可以被看作是：新教的禁欲主义与天职观与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共同塑造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理性的生活方式又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与理性主义论相比，Hennis的论点似乎更能提供一个非西方中心主义与去殖民主义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解读“韦伯中国命题”的另类方案：它不再是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对应的，即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缺位根源在于中国宗教的伦理气质的阻碍的论调，而是在儒教与道教的作用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怎样的“人类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发展又有着怎样的经济意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将首先以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为基础对韦伯中国命题提出质疑，并结合这种对韦伯中国命题的新的解读对这些值得质疑的地方做出回应。 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刻了解而产生的误读与曲解是他关于中国研究为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苏国勋，2011）而这种误读首先表现在韦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神义论的宗教思考在中国现实的适用性问题：他忽视了中国宗教现实的复杂性，即杨庆堃（2006）所谓的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并存的现实。另外，韦伯以正统—异端的框架来解读儒教与道教的关系以及对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的视而不见都表明他没有看到中国宗教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独特的现象：三教合流。 如果说韦伯的核心理论兴趣在于“人类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更理性化的生活方式的出现，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可能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代表的宗教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呢？韦伯以神义论（theodicy）而不是对现实的认知性探索（cognitive investigation of reality）为中心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宗教的理性化的动力源于为其神义论的问题提供更合理的答案的需要。神义论问题的理性化延展与宗教自身的理性化逻辑，而非对现实的认知性解读密切相关。（Tenbruck，1980）然而，对于这种建基于神义论的宗教理性化对于个体的影响的过程韦伯却没有多着笔墨。韦伯中国命题的论据主要来源于宗教的经典文本，而这些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儒教与道教在“信众”身上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韦伯对道教的分析。韦伯混淆了英文中的Daoism哲学与宗教的双重的含义（苏国勋，2011；Barbalet，2011，2014），但同时，他的Daoism指的是源于老子及其学说不断扩充自己神灵体系的民间宗教（2012：247，270），而这无疑是一种对道教与民间宗教的混淆。韦伯是在没有区分道家学说、道教与分散性宗教的情况下使用Daoism的概念并将自己的结论的适用性很自然地放在了这种界线的模糊上，但是他的主要分析对象的来源却是道家学说的文本与一些道教思想的文本。 相似地，在对儒教的分析中，韦伯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基本秩序的族长秩序与长老统治定性为“反儒”，并将之置于士等级的对立面（2012：175），转而通过对这些受过儒学教育的坚定儒教信徒的考察展开自己的研究。而被定义为反儒的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根基所在正是儒教伦理。我们可以借用雷德菲尔德（Redfield，1956：70）对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来理解：前者存在于城市之中、庙堂之上，而后者存在于基层社会，是有别于前者的文盲式（unlettered）的自生自存的文化形式。小传统虽然受到大传统的影响，但它又独立于大传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而与上述道教的例子一样，这种分散性宗教的“宗教伦理”是很难从经典文本中找到证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