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的诗人汪国真与世长辞，在诗歌界乃至文学界引发了一股怀旧风潮。与其同龄的文化名流和读者，纷纷用各自的方式追忆他们与诗人的陈年旧事，将那一段流金岁月在网络自媒体传播的快车道上，演绎为一道格外惹眼的风景；同时，许多青年读者也借此契机开始熟悉汪国真和他的诗。于是，对汪国真的纪念活动，成了继“余秀华爆红微信圈”之后，诗歌与网络自媒体平台又一次深入的聚合。然而，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各种评价的意见和声音似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汪国真的诗，喜爱者有之，质疑者有之，怀念者有之，不屑者有之。甚至有时观点之间的对立判若云泥，一些人认定汪国真不能被列入诗人行列，另一些人则称汪国真开创了一个诗歌时代。 我以为说汪国真算不上诗人或汪国真开创了一个诗歌时代，这两种各执一端的判断都不够客观与冷静，都有失公允。前者尽管“醋意”十足，却欠公道，多少隐含着发泄自己创作无人问津的愤懑的嫌疑；而后者则显然夸大了汪国真诗歌的影响力，同样不无意气用事的非理性因素。并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评论，往往也会妨碍读者对汪国真作品的领悟和解读，尤其是那些从前并没有认真阅读过汪国真诗歌的年轻读者，就更容易被相关的评论文章左右，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回到诗歌文本，还原汪国真诗歌的真相。 历史沉淀下的诗歌标本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审美标准去重新审视汪国真的诗歌，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诗人创作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素质，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审美趣尚。正如上世纪30年代已蜚声文坛的许多诗人，由于这种时代规约在建国后纷纷改变诗风，汪国真诗歌的出现和流行也和文化历史语境有着内在的关联。 回望汪国真诗歌崛起的上世纪90年代，最直观的现实是在经历了思想解放的最初激情之后，理想和远方又一次被“打入冷宫”。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大潮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让寻求经济效益成为社会个体的首要需求。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见证过荒诞历史的尾声，也饱尝了时代巨变的精神磨练。他们缺少政治博弈、阶级斗争的热情，也不热衷于理想主义和人本关怀，相比于父辈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或轻或重的信仰、信任缺失症，他们不再具有改天换地的气魄，和改变世界相比他们更倾向于改变自身的现实。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内青年人对于社会变革的心理应对机制，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青年人比较严重的精神困顿。 正是在这样的宏阔背景下，汪国真诗歌应运而生。对于那些正在苦于寻找人生方向和精神寄托的青年，汪国真的诗仿佛是量身定做的。像那句著名的：“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山高路远》)能够让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前途一片渺茫的人重新燃起斗志；再如“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谁能说得清/什么是甜什么是苦/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嫁给幸福》)，这样的诗句，能够在一瞬间让尝受过创业艰辛或是情感纠葛的年轻人得到某种心灵的慰藉；又如流传最广的“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更曾让无数茫然失措、前途未卜的青年坚定了继续坚持拼搏下去的决心，明白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或许就是这样一次次偶然地惊醒梦中人，让汪国真诗歌的风行成为一种必然。可以说，汪国真的诗在诞生后的十数年间满足了一代青年人的心理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给了迷茫中的青年人以正面的引导，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和思想“正能量”。也正是由于汪国真用质朴、真诚的诗句承载着这样特殊的“历史”任务，才有可能迅速在诗坛确立地位并得到广泛受众的认可。 而在时隔二十几年，“鸡汤文”、“励志文”已经开始被调侃的今天，汪国真诗歌或许是难以获得如此成功的。但是，诗歌文本的价值是要依托于相应的历史背景存在的，若从这一维度上说，汪国真诗歌是堪称经典的，它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一代青年人的心路历程，也可视为一个时代难得的情感历史文化标本。 风花雪月外的励志典范 古典诗歌艺术长久以来是承担着一部分教化功能的，许多忠孝仁义的要求因为在古典诗词中被艺术化，从而得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在这其中，有一脉励志的诗歌传统始终绵延不绝，时至今日，中学生关于理想的作文中依然常常出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句子。而进入新诗的历史阶段中，这一传统虽未中断却已风光不再，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潮及之后的诗歌创作风尚，都在有意识地摆脱这一传统，非但不追求励志，并且厌恶教育他人的口吻。这是新诗发展中比较正常的现象，也与思想高压结束后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互为表里。 但是，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当然需要那些或典雅、或深刻、或激越的诗歌来陶冶情操或发泄情绪，甚至需要读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来提高审美格调，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坛的百花齐放也证明了诸多诗歌形态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而在新诗整体的格局中，汪国真的诗歌较为特别，它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少有的励志诗歌的典范，这种诗歌也被读者大量需要。当然，这种稀少并不是诗歌变化进程中的缺失，而是大众审美趋向自然选择的结果。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诗歌的风靡，近年来读者对于汪国真诗歌的态度已有不小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汪国真近年来诗歌创作数量大幅减少，也少有脍炙人口的作品，读者们能够记住和想起的依然是他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诗句，年轻读者则更倾向于把汪国真当成文化名人或者书画家，而忽略其曾经的诗人身份；另一方面，近年来诗歌创作总体上相对乏力，诗坛的喧嚣和热闹往往来自于接连不断的诗歌事件，其中一些事件无关创作和艺术却颇有闹剧炒作的成分，导致诗歌受众面的减小，大众对于诗歌关注度降低。汪国真诗歌在读者面前的“失宠”，只是诗歌边缘化趋势中并不起眼的现象之一。 即便如此，说汪国真诗歌激励了一代人依然是有根据的，并且更值得珍视：其一，汪国真诗歌的“青春”特质定位十分准确，像《热爱生命》《山高路远》《嫁给幸福》《如果生活不够慷慨》这些代表性作品，都指明是写给青年人的。他的诗歌总能聚焦在青年的人生选择问题上，用直白明晰的方式传达人生的感悟，青年人也的确总能从中体会到对未来的希望。而且通过对读者年龄属性的心里预设，汪国真诗歌能让读者有“重获”青春的感觉，无论是否青春正好，读到他的诗句时即会感受到未来的可期从而调整心态。其二，汪国真诗歌多以“我”作为抒情主人公，用自身切实的人生感受激励他人，它不以“过来人”的口气教训读者，而是刻意与读者拉近距离，更像是在与读者探讨人生，所以更易于接受。其三，汪国真诗歌很少用典，也不去树立什么“典型”，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抒情和说理的生硬，也使它讲的道理不容易被时代淘汰。正由于几个原因的聚合，读者阅读汪国真诗歌的体验往往是与自身境遇相匹配的，在生活一帆风顺时，也许很少有人会想起汪国真和他的诗句，但如果在遭遇不幸或不公时，他的某一句诗或许就可以启动读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从而在现实生活中选择乐观豁达的处事方式。汪国真诗歌所带来的激励效应，虽然并非普遍的审美需求，但在特定的环境和心境中，依然能够满足一部分人特殊的心理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