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坚持写作的人，因身体进入晚年，由健康而至衰退；或因各种遭遇，思想上发生剧烈的震荡，以至长期维持的文字和写作风格，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变化之后的作品里，人们有时会“遇到固有的年纪与智慧观念，这些作品反映一种特殊的成熟、一种新的和解与静穆精神，其表现方式每每使凡常的现实出现某种奇迹似的变容(transfiguration)”①，正是中国传统赞誉的“人书俱老”。另有一种变化之后的作品，却“并不圆谐，而是充满沟纹，甚至满目疮痍，它们缺乏甘芳，令那些只知选样尝味之辈涩口、扎嘴而走”②，过去中国文人称之为“苦词未圆熟”。 作家们的晚年之作，爱德华·萨义德称之为“晚期风格”(late style)。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少见到作家晚年的成熟和解之作，更多的是如深秋果实经虫噬咬之后的涩口、扎嘴。涩口、扎嘴之作能被称为“晚期风格”，而不是心智灭裂后维持的死而不僵，照萨义德的说法，作品就不但要证明其作者在思想或文字上与其此前有异，还要“生出一种新的语法”③。这种晚年生成的新语法，会“撕碎这位艺术家的生涯和技艺，重新追寻意义、成功、进步等问题：这是艺术家晚期照例应该已经超越的问题”④。中国传统通常称这晚年的改变为“衰年变法”，而细按其故，变法本身往往伴随着一个作家的知识结构变更。下面即将讨论的三位作家，都在衰年变法时伴随着知识结构变更——或者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 在谈周作人之前，似乎有个可能的误解需要澄清，即“晚期风格”，非即指“此风格出现于漫长人生或艺术生涯晚期、迟暮、末年之谓”，只要作品与其之前的作品“构成一种本质有异的风格”，就可以命名为“晚期风格”，因为生涯中期就会有“晚期风格的影子或种子”⑤。甚者如周作人，其生涯中后期的变化，与其生涯晚期一以贯之，因而其生涯中后期的作品，不妨就径称为他的“晚期风格”。 1932年2月25日，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这次连续八次的系列演讲，为后来的历史学家邓广铭(恭三)记录，周作人亲自校订后，命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交北京人文书店出版。这本小书为周作人的前期文章做了个自我总结，“把文学史分为‘载道’和‘言志’两派的互为起伏，所谓‘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他主“言志”而绌“载道”⑥。在文章事业的前期，周作人着意经营“自己的园地”，希望自适其志而排斥道德说教，如他自己所说，“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⑦。此后一段时间，周作人也常在书的前言后记中表达对自己“载道”之文的不满，“照例说许多道德家的话，这在民国十四年《雨天的书》序里已经说明，不算新了”⑧；“《苦口甘口》重阅一过之后，照例是不满意，如数年前所说过的话，又是写了些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难道我的儒家气真是这样的深重而难以湔除么”⑨。 1945年，周作人六十岁，在所写《立春以前》的《后记》中，周作人一改过往加于道德文章的反感，对“载道”文章的肯定，变得相当坚决：“民国卅一年冬我写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以前杂文中道德的色彩，我至今完全的是认，觉得这样是好的，以后还当尽年寿向这方面努力。”⑩而在《过去的工作》中，他甚至因这一改变，更改了对过去的认知：“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什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11) 周作人的此一转向，不妨看成他“晚期风格”的成形。此一转向固然与他事敌引起文化界的强烈反应相关，却也与他的内在思想息息相应。如王汎森所言，此一时期“周作人则专心致志于提倡一种新道德哲学”，虽然“大量写这类文字是在敌伪下做事时。这些文字可能一方面呼吁时人体恤沦陷区人民的现实感受，不要以道德高调的‘理’来评判他们；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希望人们考虑现实景况而予以谅解。心情及用意很复杂。不过，这些言论亦与其前后思想相当一致”(12)。周作人的道德意识以及他“前后相当一致”的思想，就是他自己梳理出来的所谓“非正统的儒家”。 “非正统的儒家”想法之形成，可从周作人推崇“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开始：“鄙人……于汉以来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13)“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14)随着认识的深入，这一思路延伸到更远的时代，周作人慢慢确立了“非正统的儒家”的说法，思维更形缜密：“禹稷颜回并列，却很可见儒家的本色。我想他们最高的理想该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这理想不知何时让给了墨子，另外排上了一个颜子，成为闭户亦可的态度，以平世乱世同室乡邻为解释，其实颜回虽居陋巷，也要问为邦等事，并不是怎么消极的。”(15)“单说儒家，难免混淆不清，所以这里须得再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16)至此，周作人所谓的“非正统的儒家”一系，基本梳理清楚——由上古的大禹和稷肇端，中经孔子、颜回和孟子发扬，由墨子承其余绪，落实到汉之王充，延之明之李贽，清之俞正燮。在周作人看来，这是一个对中国思想有益，却两三千年隐而不彰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