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写于1990年2月的《怀念》一文中，诗人西川就预言：“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①时至今日，围绕海子而生成的“诗歌神话”正以不同的形式广泛流传。即使仅以本文探讨的“海子传”为例，十余种版本也足以证明海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为数众多的“海子传”显然对人们了解、研究海子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在阅读、传播中成为海子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我们逐一翻阅这些传记时，却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或呈现为记述有误、史料不足，或受商业化逻辑的支配，降低了传记本身应有的价值，等等。在此前提下，考察“海子传”书写的现状，必将引出许多新的话题。 从2001年燎原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在南海出版社出版，到2014年两种“海子传”诞生，再到2015年5月《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海子诗传》，作为“多情诗者”书系之一种刚刚推出，十余年间共计出版“海子传”已达13种之多②，其中包括燎原《海子评传》的两个修订本、余徐刚《海子传》的两个版本③。尽管上述版本在具体命名时有“海子传”“海子评传”“海子诗传”“海子故事”的不同提法，但从叙述海子生平，记录海子创作的角度，将其共同视为宽泛意义上的“海子传”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海子辞世时年仅25岁(1964-1989)，距今不过30年的“短暂历史”，“海子传”的出版数量是令人惊叹的。“海子传”的频繁书写、出版，一方面表明海子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故事已成为令人向往的“神话”；另一方面，则深刻反映了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在“神话”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海子虽可由此称之为被传记书写次数最多的中国当代诗人，但在数量繁多的传记版本背后，传记的“质”究竟如何？同样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有关资料的持续发掘，写作理路的不断促新？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影响着“海子传”的生成？“海子传”的书写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引人深思。 结合“海子传”书写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将现有的“海子传”分为三类，即“史实类”“故事类”及“消费类”。其中，“史实类”包括燎原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余徐刚的《诗歌英雄——海子传》、燎原的《海子评传(修订版)》、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余徐刚的《海子传》、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其共同特点为资料搜集较为翔实，可信度高，且分析各具特色，可作为了解、研究海子的重要参考资料。“故事类”包括周玉冰的《海子的诗情人生》、李斯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故事》，这两本书在记录海子生平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传记小说”“诗人故事”的形式，演绎、拟想成分较多，很多文字不宜作为记述海子生平的依据。“消费类”可包括倾蓝紫的《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海子诗传》、吴韵汐的《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海子诗传》、朱云乔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江雁的《海子诗传：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及夏墨的《我的顾城，我的海子》的“后半部分”。五种“海子传”就装帧设计上看，均有明显的畅销书意识。其中，在对比阅读后三部传记时更是不难发现：三本书虽著者不同、书名不同、章节目录不同，但其具体文字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从三本传记封底印刷的“推荐媒体”“选题策划”以及“投稿信箱”等信息的相近程度，④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读出其利用海子名声，进行商业赢利的写作目的。 关于“海子传”的书写及历史价值，边建松在其《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中的《序言》(2009)中有一段话颇为客观并富有启示意义—— 现在能够找到的海子传有三种，可都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海子的心路历程。这对海子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容易误导一些热爱海子但对海子了解不多的读者。燎原的《海子评传》是现在最有深度的一本，里面很多观点值得人深思，比如文化对海子的影响，这对理解海子是必须进去的门，它常常引起我的深思，并且促使我对海子的写作视野进行重新定位；但此书对海子经历的揭示是不足的。余徐刚的《诗歌英雄》，对海子的童年、少年描写得比较多，给我们许多珍贵而有益的资料；但对海子进入诗歌王国以后的生活写得比较少，这是最可惜的地方。周玉冰的《海子的诗情人生》，以海子和女友交往为线索展开，其间太多地方是虚拟的，犯了传记的大忌。⑤ 边建松这段话标注的写作时间为2009年10月24日，从其后“海子传”的版本成书情况来看，如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2010)、余徐刚的《海子传》(2011)，这段话极有可能对“海子传”的书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然，无论是“传记”还是“评传”，都需要撰写者在成书过程中，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考订与甄别。也许，“传记”偏重叙述生平经历，“评传”偏重评论、研究，会使两者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实现写作上的“信”与“达”，进而真实、准确地向读者展示传主的生活经历，无疑是作传时应遵循的共同原则。传记在完成后，既可以作为一般读者了解传主生平的重要依据，又可作为研究者参考之用直至成为一类重要的史料，皆源于传记写作的共同原则。就“海子传”目前的书写现状来看，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之所以成为众多“海子传”中最出色的一本，燎原的《海子评传》之所以反复修订，堪当“被公认为二十年来解读海子的经典之作”⑥，皆与两者总结了以往的写作经验，关注最新发现的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有关。相比较而言，那些徒具形式，满是臆想的“海子传”，不仅毫无历史意义和价值，还会在误导读者的同时损伤了海子的形象。 西川曾在《海子评传》“首版序言”中提醒那些“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而并不真想为海子作传的人”⑦，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海子传”在新世纪之后的迅速增长。依据文学市场化的逻辑，“海子传”的书写与“海子传”出版之后的消费本就是两个层面或至少是两个阶段的事情。从第一本“海子传”被作者定位为“一部常销书”，⑧到最近明显将“海子传”定位于一部“畅销书”，是坚守学术立场，还是利用读者热情、捕捉消费心理，“海子传”的书写构成了当下海子经典化过程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海子传”书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面相，因此，分析其出现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也必将是一个“历史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