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关于共和国政要的记录颇值得注意。其关于周恩来的记载颇多，既折射着周恩来的公众形象和个人风采，又体现着吴宓的私人经验与个体情感。其关于邓小平的记录在邓主政大西南期间虽寥寥可数，却也以曲折微妙的心理显示出吴宓之个性色彩，有的则表明吴宓参加政协会议受到的礼遇及其限度。 仅就体量而言，先后经吴学昭整理出版的洋洋二十册日记无疑是吴宓一生留下的最“厚重”之著述。不仅整理者吴学昭在《吴宓日记续编》之《前言》中认为“父亲用自己的日记见证了历史，历史也通过日记确证了父亲及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路历程留下浓重的痕迹，留供后人研究”①，识者如刘梦溪先生也强调“《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②。 翻开《吴宓日记续编》，当时共和国政要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林彪、江青等的名字在中都时有出现。以下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例撮要论述。 一、周恩来 《吴宓日记》未见关于周恩来的直接记载，而《吴宓日记续编》中关于周恩来的记载却颇多。据初步统计，《吴宓日记续编》出现“周恩来”19次，其中1次后缀职务“副主席”，10次后缀职务“总理”，8次直接称呼，常与“讲话”、“报告”相连，也有与“招待会”“答词”相连者；记录“周总理”67次，也多与“报告”、“谈话”、“讲话”、“访问”、“会谈”等搭配出现；另有1处职务后缀名字的“周总理恩来”：1964年8月20日“集大操场聆周总理恩来与彭真市长对北京城郊应届大学及专业中学毕业生讲话之录音播讲”③。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共和国总理身份之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吴宓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的日记中，其出现频率也以压倒性的优势超过本名周恩来，几有取代之势。同时，《吴宓日记续编》中的周总理既是民众信函(如邓心悟)或想要信函(如吴宓)的对象，也是“劫持”、“攻击”的对象。前者如1956年11月30日日记有“夕溪来，述悟曾函上周总理，汇捐三百元为援埃及之款，而自己穷困不堪，故乡二甥受命苦耕薄田，已劳累至呕血，急切待援等情。甚矣，悟之痴迷也”④的记载，后者如1971年10月10日日记的“上午8至12西师五一六化学系教师胡传义坦白交代其1967-1968之罪行：在上海、万县，重庆、西师(1)攻击周总理(2)攻击驻渝五十四军(3)挑起两派武斗(4)为自己表功”⑤。这自然与周恩来建国后的重要地位和现实影响有关，其中的情感取向与具体表述也折射着周恩来的公众形象和个人风采。而吴宓的私人经验与个体情感也在相关记录中时有体现。以下举三处记载进行简要分析。 1957年二月十日星期日 夕5：00西师党委会刘君来，今晚重庆市委特开晚会，招待周恩来总理，命宓偕郑兰华随同谢院长、李教务长往与会。宓述上次乘院长汽车入城，途中晕车呕吐，甚感不适，今日更寒，恐致病，请辞。⑥ 这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最接近周恩来的一处记录。周恩来已经来到了重庆市委，吴宓等已经得到了市委的与会邀请，就距离而言无非数十公里，就时间而言不过车程几个小时。可以见到位高权重、万人景仰的周总理，就普通民众或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何等的殊荣，这是多好的机会，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欣然赴会，即使有困难有阻力，“创造条件”也要躬逢盛会，叨陪末座。但吴宓无疑不是普通人，的确迥异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竟然以上次入城的“晕车呕吐，甚感不适”与当日的“更寒，恐致病”为由“请辞”！从中不难看出吴宓不热衷政治，不趋炎附势的个性特征。值得一提的还有此段文字后面就是“刘君往访邓胥功，亦以年老，身体不能支持辞”。这是关于教育学家邓胥功先生行事风采的一则宝贵记载。可见吴宓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还是“吾道不孤”。而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也不乏特立独行的老先生、大学者。查《周恩来年谱》，1957年也有“2月8日到重庆。2月10日在重庆干部会议上做报告：这次在国外走了十多个国家，到处证明整个国际局势是趋向和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推广。战争推迟了，我们有时间和平建设。当然我们也不应放松警惕，帝国主义也并未放松侵略，战争危险是存在的”⑦的记载。两相对照，就不仅能证明吴宓记载的时间、地点是准确的，而且关于晚间的“晚会”安排，还可以对年谱的遗漏和空白形成修正，可供以后《周恩来年谱长编》的编撰者参考。 196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阴，风。5—11℃未晓，梦北京斗争周总理(宓并不在场)，忽然寻见。周总理答：“此时便甚好”，欣然遂往。斗争两小时。后又斗争一次，只一小时，专质问外交事件(问题)。群众称赞周总理之，故斗争亦不激烈云(按：宓日之所思，夜则成梦)。——遂醒，才4a.m.。⑧ 虽然吴宓在日记中多有吴宓梦境的记载，如1943年3月25日日记即有“未晓，梦谒见蒋公，陈说国事，甚失望，且触其怒。被祸，营救，得免”⑨的内容，但这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唯一一次梦见周恩来的记录。其内容居然是斗争共和国的周总理，这本身已经非同寻常了；而周总理之欣然遂往的情态，也着实让人吃惊。斗争历时3小时，对日理万机之人，不能说短，而态度和善也殊为不易；虽得群众称赞，斗争亦不激烈，但背后的悲剧和荒谬感也是特殊时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曲折、虚幻却不无现实根源的反映。吴宓自己“宓日之所思，夜则成梦”的解释虽然只是关于梦境的常识，但对于我们解释这个梦境却非常重要。吴宓日之所思到底是什么呢？检阅前几日日记，从“惟各系皆将吴宓列入其单中为斗争之对象……即日将斗争宓：各系不至斗争及宓；最主要者为中文系师生对宓之斗争会，继之则有全校师生员工对宓之斗争会”(1967年12月20日)⑩；“刘君谓，观宓近日形容憔悴、精神颓丧、盖由忧虑过度，健康与身体受损。故劝宓三条：(1)宜放怀，勿忧惧……只须恭顺承受，到时过关……天下之大、事变之繁，局势之未安定，对宓所拟之斗争本是寻常过程(表演)，处理更未必竟能作到，何为事前旁皇焦虑以自损哉！”(1967年12月21日)(11)；“决生死祸福，一切听其自然；今日得过，且乘时休息自适”(1967年12月24日)(12)等记录中就可以推知了。无非是对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忧虑、恐惧和关于应对的态度、策略的思考、决定。吴宓梦中的斗争周总理实则是斗争自己，或者说周总理是在吴宓的梦中预演吴宓、代替吴宓接受斗争，为即将接受斗争的吴宓积累经验、树立楷模。周总理的欣然遂往与态度和善是吴宓决定采取的态度，周总理的群众称赞与斗争亦不激烈是吴宓期待拥有的结局。至于为什么是周恩来而不是别人这样出现在吴宓梦境中，则可能吴宓潜意识里有自己的才识、声望、影响之于西南师大与周恩来之于新中国差可相类，难免成为众矢之的，而需要接受斗争，做必要的表演用以自遣、自适、自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