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社团通常都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或者同人杂志，有些甚至因此而得名，如学衡派、现代评论派等。其刊物往往借助原有的书局出版印行，如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之于泰东图书局。寄人篱下的生存状态不免诸般掣肘，书店老板的经济利益与文学青年的精神追求更难免时有冲突。故而有条件的文人团体多选择开办自己的书店。这些同人书店，除了编辑同人刊物之外，还优先出版同人作品，开辟自己的新文学阵地。如果经营得当，有些甚至成为维持社团活动的经济来源之一，可谓一举数得。同时，由于当时书店是文化人进行交际酬唱的重要场所之一①，同人书店也往往成为社团对外联络的招牌②和进行文化活动的枢纽。 一方面，这些同人书店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刊物和书籍，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学史的重要文本资料；另一方面，同人书店本身就极具研究价值。考察它们，是我们进入那段历史情境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同人之间围绕着书店的出版经营和编辑事务进行的交际往还和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新文学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活生生的那一部分：它们办什么杂志出什么书，制定什么样的出版计划，编辑方针和经营策略又如何变化，书籍杂志畅销与否，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如何，同人之间的文学见解有何差异分歧，与其他文人社团的论争交谊，乃至书店的营运兴衰，在在都反映着新文学发展的点滴足迹，值得我们细细揣摩。这些很可能启发我们对于新文学的重新解读，影响我们对于新文学史的当代叙述。然而由于同人书店的创办皆因志趣相投，经营不甚稳固，故而聚散无常，稍有变故，辄湮灭不闻，由此造成的资料匮乏，使得同人书店往往难以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本文借助新月书店当年出版的期刊书籍、发布的广告启事、同人间的来往信函以及有关的出版史料，对新月书店的历史进行考证分析，试图略为复原新月诸人当日的书店经营场景与文学活动背景，以期对我们重新触摸那段历史有所助益。 1926年10月，徐志摩因人事问题和个人原因辞去了《晨报》副镌的主编职务，新月同人的首次集体亮相也就戛然而止了。尽管借副刊地位办文艺刊物存在诸多限制，然而这次尝试，毕竟使“新月”的招牌借《晨报》副刊的地盘在文坛上树立起来。此后文学史家在论述“新月派”的文学业绩时，大多是从此时讲起的③。实际上，“从民初，特别是五四以来，文艺副刊对许多作家来说，都起过摇篮作用。同时，不少早期作家也编过报纸副刊并使之成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④。文学者借报馆之地生存，文学作品以报章之文传播，这既是现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一种特质，也是现代文人不得不适应的现实生存环境。有自己的报刊杂志就意味着有自己的文学阵地。这种迫切的理解在新月同人身上即可见出。此时的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都已先后主编过几种报刊，但似乎从未放弃创办一份同人刊物的理想⑤。 显而易见，办同人刊物较之编报纸的文艺副刊，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有着更大的诱惑力。30年代担任《大公报》编辑，也曾是新月派重要作者之一的萧乾，曾经就报纸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的区别作过一个形象的譬喻： 一个杂志编者象(像)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⑥ 对于老资格的报刊编辑者徐志摩、闻一多和梁实秋来说，不可能不深谙其中的奥妙。《晨报》上《诗镌》和《剧刊》的无以为继，或许曾经使他们产生过同样的感慨。这似乎成为了新月同人立意创办自己的书店杂志的主要动因。 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对其后新文学的发展布局影响甚巨。北洋政府的政局动荡和国立八校的欠薪风波，致使大批文人纷纷离京，少有文学社团留京活动，使得北京几乎成了一座“死城”⑦。1926年底，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社同人也纷纷南下，辗转向上海迁移。移居沪上为他们创办同人书店和杂志带来了契机： 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上海确有很多方面可以使它成为一处吸引人的栖身之处。也许最重要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可为有独立思想的人提供避难所。而且，一方面上海较北京距新政府的所在地更近，一方面上海也比北京更易接触来去海外的人，它还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业中心。⑧ 在上海，徐志摩与因庚款事才从日本取道回国的胡适重逢。胡适曾于1923年左右参与新月社的早期活动，是当时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等人已陆续来到上海，而潘光旦、张禹九、刘英士等人也新从海外归来，故友新知的怂恿和支持使办《晨报》副刊办到灰心的徐志摩重新燃起了开书店办杂志的热望，希冀着拥有自己的一块文学阵地。刊登在《申报》上的《新月书店启事》，委实道出了新月同人的这种迫切心情： 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⑨ 有关新月书店的详情，因史料匮乏，学界向来莫衷一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有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一九二七年)春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由胡适之任董事长，张禹九(嘉铸)任经理，书局设华龙路，总发行所设四马路，编辑所设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⑩以及《闻一多年谱长编》：“新月书店在上海华龙路正式开张，总发行所初在望平街，次年迁至四马路中市九十五号，编辑所设在麦赛尔蒂罗路一五九号。董事长为五月底自美国刚刚回国的胡适，经理兼编辑主任为余上沅，闻一多与徐志摩、梁实秋、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胡适、余上沅等十一人为董事(罗隆基于一九二八年夏回国后加入，邵洵美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亦加入)。”(11)各种说法之间相互矛盾，错讹颇多，与实情多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