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5-0181-07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学术界一个常说常新、众说纷纭、争议不断，甚至纠缠不清的话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人们就力图消解以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学事件为标志划分中国近、现、当代文学，乃至生硬割裂文学史的分期观念，尝试寻找中国文学自身的转捩处，确定现代文学起点。许多学者纷纷提出新观点，大体包括陈平原、钱理群等的20世纪文学说；冯光廉、刘增人、徐鹏绪的近百年文学史说；王德威的晚清说；范伯群的《海上花列传》说；2010年，严家炎提出了“《黄衫客传奇》说”①；2013年，丁帆又提出“民国元年说”②；另一方面，由于新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人们处于还原文学现场和文学原生态的理论诉求，对文学史书写的质疑之声不断出现，如“文学史先入为主”、“文学史害人不浅”、“文学史遮蔽了文本”等，随之出现了“消除文学史意识，模糊甚至消解现代文学的起点说”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或分期点“固态化”的理念确实不妥，但“模糊和消解文学史的转捩点”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在对文学史的“时间段”和“转折点”间的关系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寻求相应的解决之道。所谓“时间段”，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应有一个长期的考量和认知，不应像过去那样以政治、历史事件和文学事件生硬地切割文学史，忽略和遮蔽“准备期”；所谓“点”，就是某一类新文学诞生的“临界点”或“标志点”，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嬗变”和“突变”的关系，既不能因强调“点”，忽视了“时间段”，也不必突出“时间段”，而否定“点”的存在，应在重视“时间段”的前提下，寻找“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临界点”、“标志点”应是这个线性时间段的“后点”(末端点)，而不能为这个时间段的“前点”(初始点)，因为“前点”仅仅是某一新型文学诞生准备期的开始，这时的新、旧文学尚处于混沌的状态，而“后点”才是准备期的结束，也是新型文学诞生的开始。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也应有自己的“时间段”，它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必然要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和酝酿期，比如近代甚至更早。但无论这个“时间段”有多长，或者我们暂且不论它的“前点”在哪儿，但它必然要有一个“后点”，或者“终点”，它就是旧文学与新文学的“临界点”，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个时间段的“后点”，是无论如何不能省略的，尽管当下学界，对文学史的质疑甚嚣尘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更是广受诟病，我们可以不以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为标志，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的节点却不是可有可无，不然我们就会陷入文学发展过程的混沌和无序的泥淖之中。由是观之，文学史的观念和书写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乃至修订，但不能全面否定，实际上，这也是“二元背反”思维方式的又一产物。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前点”与“后点”混淆，单纯以某一个作品，或某一个言论为临界点。③ “我们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要竖立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界碑，首先须探讨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工程的启动发力点何在”，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滥觞期是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的”[1]。我们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即准备期时间段的“后点”)，重点应从“文学观念更新”以及与其密切勾连的“文学场”入手。与前移的大潮不同，笔者在梳理、统计、细读、比较了1917、1918两年的《新青年》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以1918年为起点。因为就文学观念更新而言，无论现代文学观念的深度还是广度，1917年与1918年远非同日可语。同时，1918年的“文学场”也比1917年更加的成熟，其场域面积和场域影响也更加扩大和持久。 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1917年1月1日胡适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从“八事”入手，提倡文学观念的转变，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胡适此文的发表恰逢其时，虽然写的比较温和持重，但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2]这似乎已成为“不刊之论”。但笔者详细查阅1917年和1918年的《新青年》出版的所有20册期刊(1917年8期，1918年12期)后，对涉及文学观念的论文进行了统计，详看表格所示(见下页)。 通过表格，可以直观地看出，1918年《新青年》发表的涉及文学观念的文章较1917年，数量多且参与者众。1917年仅有4期，1918年的12期每期都有，有时一期多篇；作者群也由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三人增加到周作人、朱经农、钱玄同、傅斯年、盛兆熊、张厚载等十余人。 就文学观念的深度而言，1917年所论及的文学观念更新，大都为初步提出文学革命设想，然而，对于文学革命的内涵是什么？文学革命目标是什么？文学革命的程序是什么？文学革命应如何实施？几乎没有涉及和论证。1918年的观念则深刻和成熟许多，试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为例。 就提倡白话而言，1887年，黄遵宪就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但他只是把白话当做“开通民智”的工具；1903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刊载“小说丛话”，他所撰写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但很可惜，其“俗语文学观”仅仅停留在设想的层面，并未能充分展开论证。他们虽力图对中国的语言系统进行更新，但或立足启蒙的诉求，或未及深究、浅尝辄止……直到1917年1月1日，胡适在黄、梁等人“止步之处起步”，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再次提出白话取代文言的问题，并将该问题推进到白话文学的层面，得出“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视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的结论。[3]然而此时胡氏自己还颇不自信，底气也显不足，不但题目为“刍议”，言语也多为“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之类[4]，此时，在胡适心目中，除了破坏性的“八事”以外④，对今后的白话文学何等模样，如何建设白话文学，并没有整体的规划和成熟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