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5-0215-03 “自由”与“解放”，既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两大支点，也是新文学创作所集中表现的重要领域，从人“各为一身，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1]，到“博爱平等自由，人类之公性也”[2]，再到“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3]，关于自由与解放的思想言说，几乎是汗牛充栋屡见不鲜。然而，“自由”与“解放”这两个启蒙口号，其在新文学创作中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汉语词汇学去对其进行准确释义，那么也就很难把握住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本质。 先来看看“自由”一词的现代衍化。“自由”在英文中可对应“freedom”“liberty”。《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freedom”的解释是：“condition of being free；state of not being a prisoner or slave”(自由的状态；非囚犯或奴隶的状态)[4]；“liberty”主要指公民个体或群体所享有的权利：“a liberty enjoyed all citizens”[5]。西方概念中的“自由”有三层含义：首先，“自由”是指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如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等；其次，“自由”是指摆脱一切奴役、专制的束缚，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6]；再者，自由还指人的独立个性，如“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7]。总而言之，“自由”一词在西方文化当中，就是指个体不受他者的制约，同时也不能妨碍他人的权利。 “五四”以来，中国人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西方存在着极大差异。《古代汉语词典》里根本就没有“自由”这一词条①，“自”和“由”各表其义，只能分开来单独解释。“自，鼻也”(《说文》)，作名词，指“自己，自身”。“由”未收录于《说文》，本义为竹木编的盛器，作动词，指“听命，照着办”“听凭，任随”。据冯天瑜考证，古汉语里“自由”合起来理解，有“任意、随意、自恣、自专等内涵，与限制、制约、约束相对应，带有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意味”[8]。说穿了也就是任意行事的绝对自我性，而不是人格独立之谓。如果我们能够公正而理性地去看待历史，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近现代思想启蒙者对于“自由”的理解，始终都没有离开古汉语思维。严复译“释行己自繇明特操为民德之本”[9]，梁启超说“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10]，是用孟子民本思想和养气说来阐释“自由”。鲁迅早年曾以中国式的“张灵明”来推崇“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1]。陈独秀也从“性灵”说的角度，认定“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12]。胡适则直接把西方“自由”解释成“为我主义”，“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由此，他认为绝对自我的个人主义，对于当前的中国十分必要，拯救整个民族应首先拯救自我，即“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3]。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表面上十足西化的意义转述，实则将“自由”理解为自我的绝对化，过于强调“自”，忽略了限制“由”。而西方的“自由”一开始就是个相对概念，否定自由的绝对性。如密尔说：“个人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14]霍布豪斯说：“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15]由此可见，五四启蒙所倡导的“自由”，主要来自于“独立不群”的道家思想，与西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人文理想，具有本质差别。 再来梳理一下“解放”概念。《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解放”一词对应的是“liberate”“emancipate”。“liberate”指“set(sb/sth)free”，如“liberate prisoners,an occupied country”(释放监犯、解放被占领的国家)。同时也指“showing freedom from traditional ideas”(解放的，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16]“emancipate”主要指：“set sb.free,esp.from political,legal or social restrictions”解放某人(尤指摆脱政治、法律或社会的束缚)。[17]西方语义中的“解放”与“自由”同义，解放意味着获得自由，自由即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西语中“解放”的含义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指“被束缚的主体获得解放”[18]，摆脱“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的非人境遇，得以发展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二是指由某些团体所领导的“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20]的社会运动。如美国奴隶解放运动中，林肯签署《解放宣言》，从立法和政府“解放策略”的层面，保护奴隶“获得永久自由”[21]。在汉语词汇中，“解，判也。从刀判牛角”(《说文》)。引申为分解、剖开；解体、离散。“放，逐也”(《说文》)。本义为驱逐、流放，引申为解除约束；放纵、不拘束。《古代汉语词典》录有“解放”一词，释为“除罪释放”[22]。现代汉语中的“解放”概念，其词义主要是从日本引进的。②启蒙者一开始就将“解放”与“旧道德”的“解除”“弃置”联系在一起。比如陈独秀就认为，“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23]。要将西方的“解放”作为楷模，去实现当前中国“最彻底之”“伦理的觉悟”[24]。李大钊也从“道德”层面归纳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25]事实上，西方在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意义之外，并无“道德运动”或“个性解放运动”之说。而五四时期中国人的“解放”观，“拿具体的来说”，就只有“辫子剪去是脱离清朝帝制的统治，尤其是女子放脚，表示从玩物里解放出来”[26]。剪发、放足、天乳等身体束缚的局部“解除”和“放开”，对于突破君权、男权和思想的束缚，意义相当有限。胡适译介《玩偶之家》，发扬“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与“黑暗腐败”的家庭社会“束缚”作斗争[27]，娜拉摔门而去的肢体动作，被直接误读为“解放”的代名词；而娜拉摆脱丈夫的奴役，从家庭出走到社会的“解放”路径，也被误解为“从旧家庭解放到新家庭”[28]，更简单一点就是直接等同于“自由结婚”。民国大学开女禁，促进男女社交公开，彰显了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效，但大学开女禁最初的真正动机，则是“解除”男性“人生痛苦，婚姻不顺”的弊端，提倡“婚姻自由”的人文理想。[29]周作人对此说得十分直白：“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30]但是，男性启蒙话语下的性自由与性解放，绝大多数新女性都不能接受。因此，“自由”和“解放”的理论预设，与现实生活逻辑之间产生了严重背离。实际上，从局部身体束缚的解除弃置，到自由婚恋的浪漫泛滥，再到盲目的反叛家庭，启蒙对“解放”的概念理解，明显与西方“既不受制于生活的必需品，也不受制于他人的命令，而且不放任自流”的原有释义[31]，有着天壤之别的巨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