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变迁”的观点看，研究民初的“共和”论述及其实践对于评估辛亥革命，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之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其“失败”而被忽视，这不是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实际上仍因循了关于新旧民主主义的二元思维惯性。本文仅就知识分子与1910年代中期都市印刷媒体之间的连接等方面，以上海为限，来说明民初“共和”思想及其文学文化的转型。 从政治转向“游戏”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七八年间，就文学期刊而言，1902-1909年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共出版了20种，而从1910-1922年出版了52种，特别是1914-1915年这两年里一下子冒出了30余种。[1]这一突发现象多半与南社的内部分化有关。南社是与反清政治力量结盟的文学社团，在文化上张扬“国学”，其成员大多具有传统文士流连诗酒的浪漫气质。名义上是全国性组织，人员广泛而庞杂，却不具政治实力，因此在袁世凯企图称帝之际处于“革命”与“专制”之间难以适从的窘境。一方面，南社成员大多接受晚清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拥护“共和”而反对帝制；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同“革命”，当柳亚子大声疾呼“二次革命”时，社员反应冷淡。1913年春宋教仁被暗杀，同年9月宁太一被当局枪杀，反袁斗士纷纷遭迫害，共和宪政遭到践踏。柳亚子《闻宁太一噩耗痛极有作》：“当年专制犹开网，此日共和竟杀身。”[2]宋、宁皆属南社中坚，皆有功于革命，却遭惨死，迎来的共和却比满清前朝还专制，这让人难以接受。柳在极度悲愤中对“共和”表示的不仅是失望，也是对历史的无奈。 把“共和”与“专制”对应的用法在当时很普遍，常见于一般报章书刊，如“近因欧风东渐，文明日进，国体共和，实行自由”[3]，或如“共和时代，男女平权，欧风东搧，美雨西连，世界潮流，皆为所牵”[4]。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辛亥之后上海的报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大多为南社成员所掌握，然而1914-1915年间在“专制”的乌云密布中冒起的杂志浪潮，则意味着某种文化上的深刻转型。 那些由南社成员主持的杂志，如包天笑的《妇女时报》《小说时报》《小说大观》等。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的《游戏杂志》《礼拜六》。徐枕亚、吴双热的《小说丛报》等，代表文学文化新传播的主流。另如刘铁冷、蒋著超的《民权素》、陈蝶仙的《女子世界》、王文濡的《香艳杂志》、姚鹓雏的《春声》等推波助澜，遂构成一股文化新潮。杂志的繁兴不全与政治高压有关，从远因来看也是科举制度被取消之后，文人转向都市印刷传媒的职业选择。30余种杂志的文学风格与文化姿态各异，共同趋向是去革命化或去政治化。其中带着政治上的挫折与幻灭，或传统文人的顾影自怜与风流自赏，但一旦走上文化生产的轨道，必然受到商业竞争机制与都市受众取舍的制约。事实上在运营过程中，作者与消费机制、读者在不断磨合和调适，杂志即是这三者共谋协商的场域，其文化产品被赋予社会意义，商业上的成功往往投合了大众的生活欲望与消费习性，由是催生出一种新的都市意识形态的文化范式，文人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 创刊于1914年4月的《民权素》杂志显然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其前身《民权报》为国民党喉舌，一贯揭露与抨击袁世凯。报馆设在租界，袁无法直接干涉，于是下令各地禁止销售，邮局停止寄发，《民权报》终于停刊。报纸同人另组民权出版社，出版文艺性的《民权素》杂志，每月一期，主编蒋著超，原来即负责《民权报》文艺副刊。蒋在序言中沉痛表示：“革命而后，朝益忌野，民权运命，截焉中斩。”报纸停刊意味着“民权”的挫败，失去了政治斗争的阵地，他“循文士之请”而转办《民权素》，蒋感到伤感与无奈，认为搞文学“究而言之，这锦心绣口者，可以遣晨夕，抵风月，于国事有何裨焉”[5]。这里流露出传统士人重视事功而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看法。另一序文的作者徐枕亚，原属《民权报》班底，因连载《玉梨魂》而声名鹊起。他尽管情绪低落，仍不失希望：“然而我口难开，枯管无生花之望；人心不死，残编亦硕果之珍。是区区无价值之文章，乃粒粒真民权之种子。……则《民权素》之刊，是又乌可以已乎！马死有骨，豹死有皮，民权死而有素焉，民权其或终于不死乎。”[6]文章无价值，却保留着“真民权之种子”，就难保来日又开出民权之花来。这种乐观态度在胡常德的序文里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民权报》“以种种困难故而猝然中止，阅者或喟焉惜之。吾诸同志因是心犹未已，思得当以图恢复，倘机缘可遇，行将搜罗杰构，饷我同人。顾此后日之事，吾人当毕力营之”[7]。“以图恢复”宣示其政治意图，却勉励同人“毕力营之”，具战斗色彩。 至1916年4月，《民权素》共刊出17期。杂志中不乏感时伤政、缅怀革命之作，如章太炎《狱中与丹威联句》等，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理想，但实际上与政治现实渐行渐远，即使对于袁氏称帝和“护国”之役也不兴波澜。《民权素》办不下去，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主要缺乏来自市场的支撑。相比之下，王钝根等人主编的《礼拜六》周刊是个成功转型的例子。王是南社社员，也是个基督教徒，政治上无党派背景，却具强烈的共和意识。辛亥革命前夕，《申报》开辟《自由谈》副刊，由王主编。以“游戏文章”为首要栏目，批评时政，嬉笑怒骂，投合大众趣味，却开创了一种以文学风格为中介、以理性沟通为基础的“批评空间”[8]。1912年10月《自由谈》另设“自由谈话会”专栏，比“游戏文章”更直接议论袁氏专制，同时也不赞同“二次革命”，站在市民大众的立场上体现了商报的“中立”立场[9]。“投稿者”大多属平民阶层。有意思的是，从1913年3月起陆续刊出他们的肖像照，约一年间共达100余名，从所附简历来看，大多是文学青年，包括少数女性。这凸现了“自由谈”这一舆论空间的草根性，蕴含着王钝根的某种平民共和的理念。1913年王先后创办《自由杂志》和《游戏杂志》，次年6月又创刊《礼拜六》周刊，与周瘦鹃合编，明确声言将娱乐性发放到首位，政治淡出。周瘦鹃说刊名效法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意谓在周末闲暇之余为读者提供阅读之乐。王钝根在《礼拜六出版赘言》中标榜该杂志的“新奇小说”“轻便有趣”，作为一种周末消遣，比“戏园顾曲”“酒楼觅醉”“平康买笑”更为健康而省俭[10]，似乎不失“寓教于乐”的古训，然而他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共和”观念的新实践，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礼拜六》与都市的工作时间及其生产机制相扣联，以工薪一族为目标读者，由是决定了它与都市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事实上《礼拜六》是个激进的改版，几乎全是小说，创作与翻译并重，也不排斥白话，据说一见世便“轰动一时”，销数达两万以上[11]。王钝根向读者推荐《礼拜六》，说它比其他娱乐样式更有趣、更有益于身心。劝说口吻含着杂志、作者与读者的契约关系。这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放下身段，对于“文以载道”的传统也是个转折，这就不同于梁启超与五四一代的“通俗”态度，即把大众看作落后的、有待改造的，似乎理所当然地要把观点或思想强加在他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