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深度进程是伴随着人的身体器官的不断非专门化而展开和演进的。不同于其他动物器官的专门化功用，人的身体器官的非专门化深刻地影响了人的文明性，使人的思想、文化与智力在面对自然处理问题时显现出非凡的作用与价值，使“人化自然”得以可能，社会成为一种理性的社会，世界成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但与此同时，人的身体器官的不断非专门化也导致了诸多新的问题，所表现出的是人类理性社会文明的问题，人类逐渐丧失了动物性的本能的欲望与器官功能肯定，而完全使世界全面沉溺于过度的科学理性、作为器官功能延伸的技术与技术化控制之中。毫无疑问，人的身体器官的非专门化是人类文明的生物学基础，既有其重要的社会理性与文明价值，又因此致使人类在非专门化中日益弱化作为动物器官的自身的功用与意义，进而通过“人工专门化”而使社会技术主义、科学主义猖獗盛行，几乎统治一切。对此，意识到现代人类文明的问题，深刻分析人类文明进程中人的问题的生物学意义是极其重要的。 一、“对于人类来说，一切见识的拥有都必须是自己去拥有”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种哲学，并且是一种实践哲学。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区分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基础上，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实践”(Praxis)一词原指一切有生命体的活动，后来亚里士多德用此概念专指人的实践行为，但又不是专指人的具体的行事，而是在不同于理论知识、技术知识的实践知识上，将实践看作是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以此而建立起的实践哲学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指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适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趋向目标。这样一来，实践哲学就成为专门探讨人类实际存在行为的一门理论反思性学问。 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一脉相袭，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实践意味着所有实践性事物，涵盖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组织自身的全部方式”①，“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②。在伽达默尔晚期与杜特的谈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伽达默尔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③显然，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与意义的理论反思性活动。 正是在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基本理论与精神下，伽达默尔探讨和分析了诸多社会政治文化等具体问题，深度诠释了这些具体问题的哲学意义与时代性质，力争在一个所谓“科学技术控制一切的时代”重新恢复和确立起人类的实践智慧，承担起对人自身的存在与行为的独立思考、判断与选择。人的身体器官比如手的非专门化问题就是伽达默尔在实践哲学精神下关于人的身体问题的一种哲学分析，这种分析紧紧地与对现代社会文明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因为，人的身体问题实质上作为人的整体的一个方面，同样深刻地属于存在问题也反映着存在问题。 如何看待当今文明进程中人的存在现状以及人类的根据及其价值、意义，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伽达默尔看来，在现代科学技术化的时代中，“任何关于未来的错误的浪漫主义都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④，人们只有面对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揭示其中所蕴涵的深刻问题，才能为人类的真正存在重新树立起牢固的根据，为人类的生活指明充满希望的前途。 人的存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通过自己的见识去揭示出人是什么以及人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拥有见识便是人的存在的首要前提，而对于人类来说，一切见识的拥有都必须是自己去拥有。大自然赋予了动物以某种本能，借助于这种本能，动物就能使自己趋向于它的类的目的，能够自我保持并满足生活要求，但人则不同，大自然并未为人类配置奇妙的本能，人始终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必须把自己引向什么方向，我们所思维、怀疑和选择的对象究竟是什么”⑤，质言之，为了确立人类存在和活动的理智的根据，人类始终在追寻着自己的“价值尺度”。也正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以自己的见识、自己的价值尺度为根据的，所以，人的活动就与我们在动物世界所观察到的很容易学会的掌握运动和举止方式的活动区分开来了。人类的存在和活动是一种创造，有其特殊的地位，同动物本能所特有的疯狂的动力相比，人类的精神表现得特别软弱，因为构成实践行为活动依据的人类精神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基础就在于，“只要人在思维，他就必须不断地处理可能性并且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行动”⑥。因此，与动物不同，人类的问题是，作为感性的生物又作为道德的生物，人类既受到自然本能的支配和统治，又受到思想动机和控制力的推动，并且要使两者达到一种平衡。 二、“如此地非专门化，因此人就具有一种奇妙的、几乎是无限的适应能力” 人类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在人类本性的感官性和道德性的对峙中发现真正的定向和人类的平衡呢？伽达默尔指出，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人类自然具备的特性就是非专门化(non-specialization)⑦。而这就是人与动物在自然本性上的根本区别。现代的发展生物学和古生物学告诉我们，大自然如何在无限的试验中不断地创造出具有新的专门化器官的动物，或者说，动物为了自己的生活和不至于绝种，不断地创造出具有新的专门化器官以适应生存(相反的情形常常可以看到，某一动物因其脖子不能够伸到地面而饿死，有的物种由于不适应改变了的气候条件而绝种，比如猛犸等等)，而人则不一样，其标志就在于，“他是如此地非专门化，因此人就具有一种奇妙的、几乎是无限的适应能力(It is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of man to be so unspecialized as to be endowed with a fantastic，virtually unlimited capacity to adapt)”⑧。但也正是这种人类的非专门化特性，既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力，使人类创造出了令人惊异的(超出器官功能想象的)的文明成果，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险，使人陷入了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狂妄自大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