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59 彼得·斯特劳森的《个体》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一个大体不差的评价是，它在当代分析哲学中重新复活了形而上学，从而在分析哲学的当代活动中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思考与研究的合法地位。在笔者看来，《个体》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现代分析哲学版本，它用分析哲学的术语、方法和工作模式，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基于我们的日常经验或自然常识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常识主义特征已为人们所知。按照他对其以“辩证法”命名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其工作的基本程序就是，通过诉诸人们的普遍的自然常识和贤哲的意见，在对它们进行逻辑梳理和逻辑检验的基础上予以理性化，由此构筑一个被视为绝对自然与合理的真理的体系，而这也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而斯特劳森在他的“描述的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的概念中所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图景。 按照斯特劳森的观点，“描述的形而上学”有别于“修正的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后者企图提出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更好的结构”，前者则“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实际的结构”。就此而言，它当然是常识主义的或者说自然主义的。它并不企图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而仅仅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将我们日常经验的内在理性结构描述出来。因此，它“在一般探究的辩护之外根本不需要任何辩护”。也就是说，它自身的合理性是基于常识的合理性，我们的经验常识本身就为它提供了自我辩护和确证的充足理由。作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它同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或概念分析的区别不在于意图，而在于“范围和一般性”上。它所关注的是“揭示我们的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而不是一种分析哲学式的“更为有限、更为局部的概念研究”。这使它在方法上也同一般的分析哲学产生了区别，即它不限于“对语词的用法的严格的审查”，而是“当我们询问如何使用这个或那个表达时，我们的回答无论在一定程度上多么富有启发，都倾向于假定而不是暴露形而上学家想要它被揭示的结构的那些一般要素”。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分析的，而且是诉诸对我们经验的整体结构的假定，即通过假定经验与常识关于世界的一般结构的合理性，来为具体的语言用法的分析提供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恰恰既是形而上学，又是描述的，而非分析性质的。它超越了分析哲学的一般方法，因为“它所寻求的结构不轻易在语言的表面展示自己，而是潜藏的”。事实上，对我们的语言用法的分析倒是要依赖于它，而对它则只能描述。同时，它所诉诸的是我们的语言与思想中的一些永恒的、基本的东西，它拒绝哲学史的观念，而相信在“人类思想的核心”中存在着“在其最基本的特征上绝对不变的范畴和概念”。“描述的形而上学”就是去描述这样一些范畴和概念。但是，斯特劳森认为它们不是一些专门的哲学概念或“最精细的思维的专属品”，而是“不甚精细的思维的寻常之物”，它们构成了“最富经验的人类的概念装备的内核”，即我们日常经验的最基本的概念与范畴。“描述的形而上学”首要关注的就是这些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所形成的结构”。因此，“描述的形而上学”不是去发现任何新的真理，它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去发现那些古老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潜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和经验中的、早已被以前的哲学家们揭示的真理。所不同的仅仅是，它是哲学家用“他自己的当代术语”对这些真理的重新思考，“反映了时代的思想氛围和哲学家个人的思维风格”。斯特劳森认为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就是这种典型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家”，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新的真理，而只是对那些潜藏在我们日常经验中的古老真理作了重新思考。① 从这个基本的哲学立场出发，《个体》从一开始就以分析哲学特有的工作方式，从日常语言和观念的角度对我们的世界经验进行了描述，而这也就是一个以感知觉经验中的具体事物作为基本存在的世界结构。“我们认为世界包含着具体的事物，其中一些是独立于我们自身的；我们认为世界的历史是由具体事件构成的，我们也许有、也许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具体的事物和事件包含在我们共同谈论的话题中，是我们可以彼此谈论的东西。这些就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概念框架的要点。一个更易识别的、尽管不是更为清晰的表达它们的哲学方式便是说，我们的本体论包含了客观的具体物。此外它还可以包含更多别的东西。我的目的部分就是展示我们据以思考具体事物的那个概念框架的一些一般的和结构的特征。”②这里所描述的显然就是所谓的“共识”、“常识”，而这也就是在日常语言和思维中所呈现出来的我们日常的世界经验以及对这个世界经验的承认；它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和绝对真实的。即便它不被认为就是真实世界存在的方式，但也被认为是我们真实经验的世界的存在方式。斯特劳森认为，通过诉诸这一日常经验并对它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蕴藏于其中的一个有关我们的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框架，而这也就是得到合理化表达的我们的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因此，通过将确认具体物(也就是清楚地辨识某一个个体的工作)最终联系到基于我们的感知觉的辨识功能的指示性确认(demonstrative identification)的经验上，斯特劳森便依据这一经验刻画了一个唯一的世界图景，即“对于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所有具体物，不仅可以断言，而且必须承认确有这样一个系统：空间和时间关系的系统，其中每一个具体物都是独一无二地彼此相关的。宇宙也许是以各种方式重复的，但是这一事实在原则上绝没有妨碍提供所要求的这类描述。因为，通过指示性确认，我们可以确定空间方位的一个公共的参照点和公共的坐标轴；而把这些东西交由我们来处理，我们便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来描述空间和时间中的每一个其他的具体物，独一无二地与我们的参照点联系起来。也许并非所有的具体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但是至少可以假定，每一个不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物都独一无二地以某种别的方式联系于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物。”③正是在对指示性确认的分析中，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便被呈现出来了。 但什么是指示性确认呢？正如斯特劳森自己所表达的，它是我们通过看、听和摸所获得的一个具体的经验世界④，因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可感世界。斯特劳森认为这样一个世界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并且具有确定的内涵和基本的框架结构，其中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明确的、固定的位置，而且它是格外具体和不抽象的，它就是我们日常的、通过我们的感知觉经验所获知的那个生活世界。它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共同的，“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这样一种框架——一个统一的有关具体物的知识的框架，在其中，我们自己——而且通常来说，我们当前的环境——都有它们的位置，它的每一个元素都独一无二地彼此相关，并因此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相关。”⑤斯特劳森在这里达到了基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具体可感的生活世界，它不仅是经验主义的，而且还是自然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可感的，而且还是自然合理的，亦即它拥有固定的概念框架与模式，以及事物在其中的基本的和明确不变的秩序。而这也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只不过柏拉图作了理念化的表达，它体现为一个理念论的合理化的体系；而亚里士多德则作了自然化的表达，它首先表现为一个由可感实体所构成的经验的自然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