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为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强烈地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相互依存把整个世界连接起来。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还有向广度和深度蓬勃发展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在欧洲，由欧共体转变而来的欧盟一面不断扩充成员国队伍，一面从经济一体化向政治和安全一体化迈进；在美洲，南方共同市场和北美自贸区相继建立，分别代表了南美洲和北美洲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水平；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在稳步推进各自合作的同时走向联合，建立了新的单一自贸区；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可以追溯到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甚至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东盟，但其正式启动应该说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确立的“东盟+3”地区合作机制。此后，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的“10+1”机制等各种地区性安排逐渐在东亚地区发展起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发展的新倡议。 东亚一体化进程始终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面对新的全球和地区形势以及转变中的东亚经济和安全架构，学者们对各个方面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和评估，对其做出了深入阐释，也对未来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应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本文通过梳理近几年国际政治类期刊关于东亚一体化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中国学者的共识与分歧，指出研究亮点与不足，以期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关于东亚经济一体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开启了东亚合作的新局面并取得了明显成就，但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一体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框架并存格局，其表现主要在于：东亚经济安排与地理范围不匹配，即东亚始终未能启动覆盖整个区域的多边一体化进程，而现有的不少地区合作机制在成员、议题、规则、执行等方面存在局限和差异，又难以统一起来。中国学界对这样一种地区经济制度架构并不乐观，“迟滞”甚至“停滞”成为许多学者描述当前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的关键词。造成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对东亚经济一体化陷入“迟滞”状态的解释。“迟滞”或“停滞”的背后是分歧。中国学界主要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安全角度对东亚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状态做出解释。从国际政治心理学角度看，“互信不足论”是很多学者提到的东亚一体化受阻的关键因素，但大多数文献将其设为自变量，而较少将其设为因变量并进行深入解释，更鲜有学者对其建立科学的因果机制。包广将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把“国家本体性安全”概念引入信任研究，将国际秩序与国家本体性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东亚国家间信任生成与流失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多中心的地区权力结构、主权体系的完善和互动能力的提高使冷战后的东亚秩序能够给各国本体性安全提供基本保障，东亚国家间信任水平高于冷战时期；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仍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维护各国本体性安全的国际秩序依然非常脆弱。此时，东亚各国会加入多元化的关系网络，这又导致了网络间信任的流失。①包广将从宏观整体视角研究东亚信任，其重要贡献是指出了国际秩序与国家本体性安全的互动能够同时导致双重效应——信任的生成与流失，但其研究缺乏从动态的视角评估此种互动导致东亚信任的总体水平以及这种水平在冷战后的变化，即目前东亚到底是处于“信任赤字”还是“信任盈余”以及在冷战后信任水平是怎样波动的。同时，也很难解释，在同样的互动中，为何不同网络间的国家也能够发展出信任关系，以及相同网络间的国家也会有信任的缺失。 从经济角度看，多重架构并存的背后是各大国推行的自贸区模式之争。而这种模式之间的竞争关系则由该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差异决定。“贸易结构差异论”反映了东亚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分工地位。张蕴岭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分析，指出发达国家日本坚持签订包括一些规制方面内容的协议，而发展中国家则首先注重市场准入，并且希望实行渐进开放的时间表和清单，而那些不发达国家则要求更多的经济合作，帮助它们提高能力建设。②富景筠从地区分工方面分析，指出处于分工链条低端的东亚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它们倾向于构建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传统型自贸区；处于分工链条高端的国家集中生产并出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它们偏好的自贸区模式是内容宽泛和高质量的自贸协定；那些处于分工链条中端的国家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进行专业化生产，它们对传统型自贸区、高质量自贸区及二者之间的自贸区类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③而分属这三种类型的不同国家之间正在逐渐形成“三角贸易模式”，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参与零部件、中间产品生产环节实现前端工序与中间品出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精密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并完成组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将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市场。④就此看出，区域外市场而非内需仍然是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东亚地区机制发展缓慢而跨地区机制顺利介入的重要原因。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即东亚内部经济的相互关联度还没有达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标准。另有一种观点可以称为“三心二意论”，如宋伟指出，“东盟首先致力于推动的是自己的内部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建设东盟共同体；日本、韩国则把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们的目标不仅不是建立某个紧密的地区共同体，相反是要维持这一地区的大国均势”。⑤因此，就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就创设和培育东亚多边合作体制而言，最大、最经久的困难在安全领域”。⑥ 从政治和安全角度看，最常被学者们提起的就是“美国阻挠论”。郭振家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是导致亚洲一体化停滞的主因。⑦2010年前后，美国带着新的经济和安全战略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其核心就是“以亚太框架来分裂和肢解东亚框架”。⑧美国既要恢复在亚太的贸易优势，又希冀于引领东亚和全球的贸易规则制定，构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合作秩序与全球规则。“对于霸权国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跨区域的机制和双边联盟的办法，把东亚地区可能出现的一体化趋势‘化’掉。”宋伟认为，美国的这一战略非常成功，“在单极体系和美国霸权的巨大影响下，除了中国，东亚地区的大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地区内的一体化进程都采取了相当消极的态度”。⑨熊李力和刘丹阳也认为，“TPP对以10+3和10+6机制为主导的区域合作制度化进程形成较大冲击”。⑩这类观点可以说是用外因来解释现象。确实，美国对东亚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如果说美国能够主导东亚的一体化进程，那么更说明了问题的根本存在于东亚内部。另外一种观点是“主导缺位论”或“主导错位论”。这种观点认为，中日关系的恶化导致东亚一体化缺乏“带头大哥”，而领导能力有限的东盟却被错误地放在了驾驶员的座位上。江瑞平认为，中日关系已进入“政经双冷”阶段，政治关系的恶化使往常能够发挥缓解作用的经济关系也已经难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11)这类解释以欧洲一体化为借鉴来考察东亚，但却忽视了正是东盟的“小马拉大车”才逐渐推动着东亚一体化的不断前行。同时，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东亚一体化是否只能由中日联手主导或者一国主导才可行，而东盟推动或多元推动行不通？学者们还提到了“制度差异论”、“文化差异论”、“社会差异论”等国家属性之间的差异对地区一体化的消极作用。作为一种静态的解释方式，从国家属性来对东亚一体化进行解释忽视了一体化发展的动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