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一度被寄予厚望，人们认为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正在东亚地区造就一种地区主义秩序，①而东亚共同体建设更是成为地区国家和研究者们的热议话题，这似乎印证了西方学者的判断，即“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秩序形成和未来国际关系进程的一个主要实验场”。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主义却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在次区域层面，作为东亚地区主义规范制定者的东盟出现严重内向倾向，放弃了将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近期愿景。而是力图在2015年底建成涵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东盟共同体。东亚地区主义转向东盟地区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整个地区层面，东亚合作呈现出中日韩自贸区、东盟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齐头并进、相互竞争的局面，巧合的是，这三个合作框架都将2015年作为最终建成的年份。特别是TPP，一旦建成，不仅将重塑东亚地区合作的规范，更将增加东亚地区主义演变为亚太地区主义的可能。基于此，原本适合东亚合作的东盟模式本身备受质疑，③而一时间，“制度滞胀”④、“令人沮丧的地区主义”⑤甚至“伪装的多边主义”俨然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同义语。 短短十余年间，东亚地区主义就经历了由“被寄予厚望”到“令人沮丧”的衰落过程，原因究竟是什么？东亚地区存在如此众多的相互竞争的地区合作机制，为什么迟迟无法得到有效整合？本文认为，解释东亚地区主义衰落，需要展现东亚地区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落的整个进程，不仅要关注东亚地区主义作为一种“真实历史”的外部性，更要观察东亚地区主义作为一种“自然历史”的内部动力。⑥美国重返亚太所引发的竞争性地缘政治回归是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出现衰落的关键外部因素，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的过度发展、由市场驱动的地区主义发展乏力和社会地区主义进程中社会性的缺位，则构成了东亚地区主义衰落的内部根源。本文第一部分简要阐述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回顾既有解释，分析其不足之处，并且基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史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考察地缘环境变迁对地区主义发展的影响，尤其是考察美国重返亚太之后，东亚地区合作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第三部分剖析东亚地区主义的内部演进历程，揭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内部结构与驱动力，依次解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的过度发展是导致东亚出现竞争性地区主义的政治根源，而市场驱动下的地区主义发展乏力则构成了东亚地区主义持续泛化、不得不依赖于域外国家的经济根源，地区社会性缺位更导致地区社会地区主义虽然启动但发展迟缓。最后是本文的简短结论。 一、东亚地区主义衰落的既有解释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东亚新地区主义开创了东亚地区合作的新局面，在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和贸易领域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2000年5月达成的《清迈倡议》使得东亚国家首次拥有了应对外汇资金短缺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东盟为轴心的五个“10+1”FTA的达成，也标志着以FTA为载体的东亚共同市场建设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方向和突破口。尤为重要的是，东亚国家在探寻地区合作新路径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规范限定、地域开放”的“开放地区主义”，不仅丰富了“新地区主义”的内涵，甚至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⑦但同时，东亚地区主义在地区安全合作和社会认同建构领域的建树乏善可陈，不仅预期中的经济合作外溢效应没能实现，而且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困境，如东盟、中国、日本和美国对地区合作领导权的竞争，地区合作规范(东盟)与地区经济中心(中国)的分离、地区经济中心与地区安全中心(美国)的两分、领土领海纠纷、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双边与多边的矛盾、国家得到凸显而地区社会性不足、东南亚与东北亚未能实现合作进程中的区域对接等等。概而言之，东亚地区主义以经济合作为驱动，以务实合作为推手，这种路径客观上也导致地区国家长期以来推动政治安全与社会交流合作的意愿和动力不足，表现为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缺失和地区社会认同建设的滞后。当然，预期中的东亚共同市场也仅仅处于建设进程中。⑧ 学术界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着墨较多，但对其衰落的研究却很少。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观点，分别认为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权力—安全逻辑和文化逻辑导致了东亚地区主义的衰落。 坚持政治解释逻辑的学者沿袭了传统政治学者对地区主义的理解，他们关注国家与政府驱动下的政治一体化，并致力于探索实现政治共同体的途径与进程。⑨在政治逻辑的分析框架中，地区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地区不同国家间共享“地区优先”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在本体论上是先于地区主义实践而存在的，而在实践进程中，地区主义要严格限定在特定的“地区”内。⑩基于这种理解，他们对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东亚所倡导的开放地区主义目标与地区主义实践发展的层级特征是相悖的；(11)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是一种“虚假”的地区化形式，它充满了外在的形式。而缺少实质性的内涵。与其说它是一种新型的地区主义，倒不如说它是东亚国家间的一种现实主义政策选择。(12)而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开放主义的，只应是地地道道的东亚地区主义。(13)但是当回归东亚地区主义时，这些学者发现，东亚国家或者东亚的政治精英们心里并没有先验地存在一种类似于让·莫内式的地区合作构想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地区合作的开展仅仅是为了摆脱全球化的负面冲击。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与地区合作信仰的滞后，使坚持政治逻辑的学者得出结论，东亚只存在务实性的地区合作，而根本没有地区主义。可问题在于，东亚新地区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的“跨区域性”，不管地区国家还是域外国家，只要接受东亚合作进程中限定的合作规范，就可以加入地区合作进程，“地区优先”并不是地区主义生成的必要条件。同时，地区主义的共同本质在于其“多样性”的存在，不仅表现形式、组织化程度多样，而且地区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14)由此，以欧洲经验来验证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不仅忽视了地区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更没有观察到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如果说欧洲的地区主义是让战争走开的话，东亚的地区主义其主要目的则是让地区小国摆脱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脆弱性。(15)从宏观历史视角来看，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不是国家事先计划好的，而是历史结构和新兴结构的混合，换言之，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业已存在的制度和规则，与一种特定形式的新型社会互动相结合的复合连接体。(16)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间合作进程的开展仅仅是因地制宜的顺势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