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冷战及朝鲜热战背景下的二战后东亚秩序，在建立之初具有鲜明的“陆海分离”特征——东亚大陆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及毗邻的朝鲜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主要包括韩国和泰国等沿海国家及地区，以及日本和东南亚岛屿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涵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政治、经济及安全上尖锐对立、彼此割裂、互不隶属。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及将势力延伸到东亚沿海地区的美国，分别是这一分离型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东亚权力格局的巨变，这一僵硬的秩序格局逐渐发生松动，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缓和趋势，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向陆海融合型秩序转变。本文主要考察二战后东亚秩序的内涵与特点，探讨这一秩序变化的过程及推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东亚秩序转型面临的瓶颈与挑战，最后提出突破东亚秩序转型瓶颈的可能路径。 一、东亚陆海分离型秩序的确立 当前的东亚秩序源于二战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事态发展，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多个维度。政治方面，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美国构想的由自身主导、“中美合作”的东亚秩序蓝图，中美两国由战时合作者及同盟国演变成尖锐对立、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敌人。美国转而对新中国采取政治敌视和外交孤立政策，新中国则针锋相对地采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倒向苏联的“一边倒”对外政策。①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政治敌视和意识形态对立，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东亚地区最危险的敌人和战略威胁，中国也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最大外部威胁。②为应对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和“中国威胁”，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大力扶持反共亲美政权，构建遏制中国的政治屏障。在此战略逻辑下，美国放松和改变了对日战后改造政策，同时大力扶持台湾地区、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反共政权。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逐渐在东亚地区设置了一道政治“防火墙”，将东亚大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在政治上“隔离”开来，严防东亚大陆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向沿海地区拓展和渗透，警惕任何沿海国家及地区在政治上靠近和倒向中国大陆。 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行了十分严苛的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政策，试图在经济上扼杀新中国，并切断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早在1949年3月，即中国进入解放战争决胜阶段时，美国就出台了第NSC41号文件，认为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即将倒台，共产党掌权在望，美国应该严格管制对华贸易，但执行稍宽于对苏联的经济限制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执行了更为严格的经济禁运政策。1950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第NSC91/1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对中国及朝鲜的经济禁运，正式放弃了先前对华稍宽于对苏联的经济禁运政策，转而实施与对苏联同等的最严格禁运。此外，为确保对华禁运取得最大效果，美国还迫使其西方及东亚盟友对华采取步调一致的禁运措施。1950年1月，美国成立了协调与控制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物资出口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1952年7月，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由美、英、法、加、日五国参加的“远东贸易会议”，一方面吸纳日本为“巴统”的正式成员，另一方面设立“巴统”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施比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更为严苛的禁运清单，执行所谓的“中国差别”。③作为对日本“损失”中国传统市场的补偿，美国通过美日经济合作的方式，在朝鲜战争中让日本向美军提供物资供应及开放美国市场，将日本纳入美国的经济及战略轨道。 美国的经济禁运给新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困难。为应对经济封锁，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则积极发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确立后，新中国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了苏东国家，后者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节节攀升。据统计，1950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占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已上升至52.9％，1952年则达到了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都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与苏联的贸易又占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④尽管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并没有完全中断，但是在美国的经济禁运政策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贸易联系基本上被割裂了。 在安全领域，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美在朝鲜半岛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为防止东亚沿海地区发生“共产主义扩张”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即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将台湾海峡“中立化”，加强对菲律宾驻军，同时向印度支那派遣军事使团，防止南越政权落入共产主义手中。1951年9月，美国不顾中国和苏联等国的反对，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对日和约，结束了对日军事占领，并单独与日本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建立美日军事同盟，开启了二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中国)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旧金山体系”。这一双边同盟体系除日本外，还包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台湾地区等与美国签署军事同盟条约的国家(地区)。通过这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美国向东亚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后者则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前沿军事存在，便于美国的军事投射，同时将中国的军事力量封锁在大陆地区，防止其向海上延伸。⑤ 这一塑造于冷战时期的东亚秩序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地缘特征。首先，中美两国是这一秩序的首要塑造者。新中国成立后，在东亚大陆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打破了美国关于战后东亚秩序的构想。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僵局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新中国在东亚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在中国宣布“一边倒”对外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开始“丢掉幻想”，从政治、经济及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并逐渐与东亚沿海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关系，加强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确立了自身在东亚沿海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地位。⑥ 其次，东亚秩序呈现陆海分离的割裂特征。⑦东亚大陆上的中国及其毗邻的朝鲜及越南奉行社会主义制度，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在美国的卵翼下基本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东亚大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关系乃至军事上彼此对立和割裂。中国的陆上优势和美国的海上优势彼此对立，互不隶属。在东亚地区没有形成涵盖大陆和沿海地区的陆海一体化或融合型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