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11-0004-32 一 引言 本文研究大国在崛起进程中为何突然失败。这属于更广义上的国家兴衰问题研究的领域。关于国家兴衰的原因已经有许多富有想象力和竞争力的理论解释。“地理假说”认为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与之相关的气候、土壤、物种、疾病等因素对国家兴衰有决定性影响。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与热带相比，温带的土壤和气候更适合耕种，疾病相对较少，人民更加勤劳，技术更容易进步和扩散，因而劳动生产率往往较高，所以发达的国家多处于温带；①与中美洲等地区相比，欧亚大陆(新月沃地)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哺乳类食草动物和禾本科植物种子，②这有助于人类较早由采集渔猎社会转向农耕社会，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促进了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技术进步、贸易、城市化及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除因其强烈的宿命论色彩而不被喜欢之外，“地理假说”还有较严重的理论缺陷。首先，正如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Robinson)所言，“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和柏林墙两侧等地理相邻(人种、环境等基本一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③其次，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合作的网络远远超出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土地等与地理位置高度相关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大大下降，国家发展差距或南北差距仍然存在并且还有所扩大，这超出了“地理假说”的解释效力。总之，地理相关的优势(或劣势)只是国家兴盛(或衰落)的有利(或不利)条件，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生产率假说”认为国家拥有了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企业家就兴旺发达，而丧失市场空间和积极活跃的生产要素国家就会衰亡。这一观点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支持。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奠基性的研究，指出长期经济增长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后者因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增加而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又取决于市场规模。④正是在此意义上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进一步指出，国家竞争中获胜的关键是打破现有霸权国的垄断地位，绕开它的限制获得市场空间，“窃取其工业秘密，效仿它的成功之道，挖走它的熟练工人和企业家等等。一旦这些努力成功，就能使挑战国获得与霸主对等的地位。赶超需要改进现有技术并创新技术。被挑战国会防止机器设备、熟练工人和企业家流失，并且在经济生命力尚存的情况下，推动产品和生产工艺进一步完善”。⑤“生产率假说”难以解释蛮族入侵罗马、五胡乱华等“野蛮战胜文明”的反例。一定时期内，一国资源总规模是有限的，在生产性领域和安全性领域中投入的多寡会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在生产性领域投入过高可能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但防御方面则受到削弱，其他国家会发现加大军事投入并掠夺该国是性价比更高的发展路径。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率高的国家也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攻击等造成衰败。 “文化假说”强调文化、价值等观念性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及国家兴衰的作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创性地指出了新教的精神气质对资本主义的刺激作用。⑥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西班牙的自傲使他们不愿意学习别人的技术和管理，沉溺于怠惰的生活，这对西班牙的霸权生命周期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⑦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将民族性格和民族士气列为构成一国对其他国家权力的九项因素中的两项。⑧他还指出民族性格是一种持久的影响，用前后相距一百年且中间经过共产主义革命的冲击也不能改变俄国人“对命令的简单执行和坚持”⑨来说明民族性的不易改变。⑩像摩根索那样指出俄国人“对命令的简单执行和坚持”，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善于创造，英国人的不重教条和讲求实际，德国人的纪律严格和一丝不苟，无疑是非常精辟的观察和形象的总结。但“文化假说”难以解释当宗教、民族等因素不变时，国家为什么还有兴盛阶段和衰退阶段。对此中国人感受更深。当西力东渐之际，中国饱受列强侵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嚣尘上；而当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经济开始腾飞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11)此外，亦有研究指出，文化等观念性因素往往是制度的产物，而非解释国家兴衰的独立原因。(12) “政策假说”的主要关切点是政府的政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可能存在一种后发优势，可以采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工艺知识等政策，实现加速赶超。但他也指出了政策失败的风险，如意大利“愚蠢的经济政策”扶持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13)实际上，对何种政策倾向才能保证国家兴盛不衰，各方并没有一致意见。在自由放任主义者和政府干预主义者之间，分歧还特别大。信奉自由主义的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指出，“自由的政策不仅要求制止主观刻意的管制，而且还极力主张接受不受指导的自生自发的发展”。(14)哈耶克区分了自由的英国传统和法国传统，或称“盎格鲁自由”与“高卢自由”，指出后者是“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英国反对干预的传统才是自由的真谛所在，其自由制度和传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15)幼稚产业保护论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同样承认英国“已经成为一切国家的榜样”，认为其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都起了示范作用”。但李斯特眼中英国的政策并非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是“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超过所失为限”。李斯特不无诛心地指出，亚当·斯密支持自由贸易的学说掩盖了英国实际执行的政策，“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英国在顺着梯子登上高处之后，一脚踢开身后的梯子，防止别的国家跟上来。(16)顺着李斯特的进路，(17)张夏准(Ha-Joon Chang)主要研究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有的国家上溯到18世纪甚至14世纪，有的扩展到二战以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荷兰、瑞士、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及选举、行政司法、产权、公司治理、金融及劳工与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其结论是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使用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获得成功的；相反，它们现在坚决抵制的那些已经树立了“政治不正确”形象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及相关制度才是其成功崛起的不传之秘。(18)“政策假说”要成立，必须满足一些辅助前提或约束条件。首先，必须考虑地理、禀赋、文化等条件是否具备或相适应。其次，政策是在一定的制度或体制内传导，未必能按照决策者的意图得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