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觉之中，“科举”被“废”已经一百一十年了！于公于私，这都是值得纪念的大事。不论是在有科举还是没有科举的岁月里，科举都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而我从接触相关问题到从事学术研究也将近三十年。然而说到纪念，话题与感慨同多，可谓一言难尽。世所周知，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和学术变迁动荡，科举的“身后”命运也随之历经沉浮与悲欢。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相关学术研究从“劫后余生”逐渐恢复，迅速发展，学人和成果数量、广泛和专深程度，皆有显著增长，而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但也存在诸多局限和困扰，涉及认知、理论和方法等多个层面，有些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所谓“瓶颈”，亟待破解。这里谈一点基本思考，并志纪念。 一 “语境”的更新和转变 唐代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以“科举与文学”最具典型性，其学术意义和影响众所周知，无须多言①。这种研究的主旨在于探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但在具体处理时，往往简化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影响”又简单区分为“好(促进)”的和“坏(促退)”的，且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在特定时期的学术环境下，这种研究“辩证”地说明了众所关注的文学现象及其疑惑，也给学者尤其是后学以诸多启导，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受的深广而逐渐“经典化”，成为相对稳定的命题和范式。现在看来，在这种范式中，“科举”“文学”其实都带有某些“特殊含义”，这或许是很多读者甚至作者所未曾深刻觉察的。简要地说，这里的“科举”并不完全是唐代原本的科举，“文学”也不完全是唐代原本的文学，而是今人所认识并通行的科举和文学，古今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对应，甚至严重偏差。由此而作出的相关论断，也就难免存在偏颇和错误。如“今文学”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但这显然不是唐人的政治标准，由此而作出的唐代文学“繁荣”的认识，虽与唐代文学的盛况貌似，但实际上并不是同样意义上的繁荣；由此得出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相关论断，也就不会完全合乎唐代的实际。然则所谓“特殊含义”，主要是指由于诸多因素而给“科举”“文学”带来的“附加”含义，这些附加的意义隐含在其名词概念之下，成为意识到或者意识不到的“隐义”，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先入之见”，给学术研究造成不同程度的局限和困扰。实际上，这种“隐义”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学术话语中，只是深浅强弱有所不同而已，而“科举”与“文学”显然属于既深且强者。这些隐义与显义相互交织纠缠，形成难解难分的复杂“语境”。 隐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要害在于“负累”沉重。“科举”其实是一个相对后起的名称概念(唐人很少使用)，作为一种古代制度的科举，原本就利弊并存；而在后世，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弊病积多，往往至于极端，引起广泛的指摘和诟病，其负面被突显；加之近代以来包括“废科举”在内的历次思潮和运动，在世俗和精神双重权威下，科举备受攻击和丑化，其负面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反面”形象，影响广泛而深刻，很难消除。“文学”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但也“负累”重重。这种文学主要由“新文学”和“革命文学”构成，原本就与古代文学相去甚远，又经历次思潮和运动尤其是“文革”浩劫，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和扭曲，其负面影响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根深蒂固。这些深重的负面隐义渗透于上述语境，犹如“城”里的雾霾，既遮蔽学术的视野，又限制学术的活力，侵害学术的健康甚至生命。对于这样的语境，我们尚没有充分自觉的意识和应对，我虽曾尝试用“科举文学”来调整相关研究②，并获得一定的反响和认同③，仍深感不能适应唐代的实际和学术的要求，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刻彻底的语境更新与转变，才能从根本上突破困扰，别开生面。这种更新和转变应从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意识层面，提高对原语境中隐义的自觉意识，在思考和认知中消除其附加成分及其负面影响，让研究回归唐代的实际和学术本身，从起点上全面准确地认识相关史实和思想。二是术语层面，对原语境中负累过多、负面影响难以消除的名称、概念和话语作必要的调整，或弃而不用，或采用更适当的替换者。三是方式层面，不必局限于原语境的命题和范式，也不必试图建立新的命题和范式，而是根据唐代的实际和学术的要求，“自然”地开展多样化的研究。当然上述三个层面的完全实现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往“城”外走，空气就会越来越清新，景物就会越来越真切，身心也会越来越富有活力。 在这样的更新和转变中，唐人关于“以文(学)取士”的论述尤可注意。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不满于现行的取士制度，上疏建言停止明经、进士及道举等，“依古制察孝廉”，代宗遂诏有关部门官员参议奏闻，参议者有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其议文开宗明义曰： 谨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且夫谥号述行，美极人文。人文兴则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以观行，则及辞也……④ 议文奏上，得到皇帝和大臣的肯定，由此可知上述议论实为当时朝廷的共识。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和元稹为准备制举考试，“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⑤。其第六十八门《议文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