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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谢灵运身世，我们可以探讨其独特的山林意趣之形成。从晋宋时期佛学超越玄学的背景，深入分析此种思潮对于谢氏山水诗写作的影响，可知谢氏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转换的标志人物。将《文选·游览》所选诗与此前山水诗写作相对应，还可以看出，刘勰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以文学史眼光来看待山水诗发展，此可让我们大致了解从谢灵运到谢朓等诗人的创作脉动。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②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刘裕即位，下诏曰：“可降始兴公封始兴县公，庐陵公封柴桑县公，各千户；始安公封荔浦县侯，长沙公封醴陵县侯，康乐公可即封县侯，各五百户：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可知此年，谢灵运从“康乐公”降为“县侯”；而特别欣赏他的族叔谢混，已在晋义熙八年(412)九月，因属刘毅党羽，被刘裕投于狱中赐死。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认为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然而这样的政治特征，自晋入宋之后，不可能戛然而止。因谢安、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的功绩，东晋陈郡谢氏后来居上，迅速成为强宗大族；琅邪王氏等著姓亦受其压制，这样的局面直到东晋末年才有所改变。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漠视君臣大义，其人心向背，亦唯以能否维护自己利益，来趋吉避凶。谢氏家族成员所投靠者亦并不一致，如谢混就与刘毅“并深相结”，最终死于非命；谢灵运从弟谢晦却效忠刘裕，颇能得其信任。然而，作为陈郡谢氏之整体，自入宋以后，其权势显然已大不如前。在东晋政坛上，值简文、孝武之际，出自太原王氏的王文度被时人与谢安并举。在桓温主政之际，他们与出自高平郗氏的郗超一起参与谋划朝中大事。而作为东晋的老牌名门，琅邪王氏却显得文虽盛而武不足，其地位似乎已不及谢氏。然而，争权夺利，永不停歇，琅邪王氏亦不会甘心于自己的衰落。 虽然陈郡谢氏也有效忠刘裕者，譬如谢景仁、谢方明等，然而，谢混的地位更高、影响更大。谢混和郗僧施左袒晋室，至入宋之后，难免不影响其家族在新朝之处境。在东晋时，王氏与谢氏曾有姻戚之谊，但是高门联姻，功利现实，并无情义可言。王弘奏弹谢灵运，时在“宋国初建”，并称谢灵运为“康乐县公”。谢灵运在入宋后降“公”为“侯”，所以此时应该在义熙十四年(418)至永初元年(420)之前，王弘乘机陷害，要削弱谢氏势力。这反映了暗中角力，争斗的一方善于捕捉机会，企图落井下石。而王弘建议“上台削爵土”，颇有深意，无论“康乐公”或者“康乐县公”，皆属祖先余荫，是身份的象征，这意味着谢安、谢玄余势尚存③，可与故丞相王导地位鼎足而立。如果剥夺了谢灵运封号，则可以清除谢氏，从而在门第较量之中，有效地压制谢氏势力，从而一舒琅邪王氏在东晋后期所遭受的挫折感。 谢灵运之于宋朝，至多是一个旧时著姓在文化上的代表人物，被视作新朝之点缀。至刘裕死后，少帝继位，谢灵运不满徐羡之等大臣，“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可见谢氏不忘情于世事，且十分热衷于政治。然而，观朝廷用人，对于仅有“文义”、且恃才傲物的失势著姓绝不会委以重任，谢氏当时的命运已被铸定。 而谢晦因参与废弑少帝，在元嘉三年被文帝所杀。入宋后，谢氏较有实权的人物亦告凋零。在此诛徐羡之、傅亮以及平谢晦过程中，文帝依靠琅邪王昙首及王华出谋献策。事平之后，由王弘为首的琅邪王氏人物声势煊赫。在朝廷中，陈郡谢氏更加衰落，故至宋文帝一朝，谢灵运看来已无出头之日矣。 《宋书》本传说在少帝即位时(423)，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被迫离开政治中心，这与谢氏的人生愿望相悖，他不得已地走进了山水之间，忧愁满腹，只好凭借写作山水诗以抒发牢骚④。而身为高门后裔，当被排挤入山林皋壤，其怨怼之情难以遏制，必然激起其精神层面的强烈反弹，亦自然流露于其笔端也。 二 谢氏与山水之间的关系 悟到山水焕发人性之辉光，《论语·雍也》实有开创之功；而山水具有医疗世人内心创伤之效，表现为山水文学之萌芽。这远在南朝就已显现，譬如《史记·赵世家》之《集解》引《淮南子》云：“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之者莫不流涕。”⑤谢灵运与山水之间的关系，一则因江南固有之明山丽水，有裨益于平复内心之落寞，同时亦为他模山范水，特具“江山之助”；另则其父祖所遗留产业，为其徜徉山水、吟咏其间，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谢氏迁徙到会稽居住，营造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与众隐士“纵放为娱”，每写一首诗传至都邑，贵贱竞相传抄，可谓名动京师。所以其山水诗写作，实迥别于一般文士之露才扬己，也不可仅视作抒发性灵，以自娱自乐。由于文名藉甚，谢氏作品具有广大的传播效应，可以激起社会反响，故其诗赋寄托着宣明心志的隐衷。 景平二年(424)，谢氏四十岁时作《山居赋》，篇幅宏大。此时他遭摒弃于新朝之外，此赋表现了其复杂心境。谢氏明确提示：“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这表明此赋不是游戏之作，读者须舍“丽”以求“则”，其意在宣泄作为在野者对于执政者的愤慨。而这种情绪中所包含的对峙心理，只有在了解宋初政局以及谢氏家族处境之后，才能够真切体认。此赋按照山中各个方位，胪列了水草、药物、竹子、树木、鱼类、飞鸟、走兽等物，可谓具备大赋铺张扬厉之特点，亦可谓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之具体而微者也。作者铺叙山居四时节物之繁富自足，显示其“高栖”有别于以往苦节隐逸之士，以张扬其精神层面的优越感，意在与排斥他的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平复由政治失势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因此，《山居赋》之义理尚属晓畅明快。此节文字中“箴铭诔颂，咸各有伦”，说明谢氏深知文体的分别，亦恪守文体的规范。但是“赋以敷陈”，承袭着西晋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的观念，古来赋体“风谕之义”，在新的时势下，已大抵泯灭。就文体而言，谢氏这篇作品应该看作赋体之变异，这与作者的写作心态有着直接的关联。谢氏借用了大赋文体，表现因家族及个人失势所凝聚的愤怒，这有别于汉代大赋作家的写作心理；而所谓“别缘既阑，寻虑文咏”，通篇《山居赋》抒写“眇遁逸于人群，长寄心于云霓”，唯云霞明灭，亲近佛缘。在佛光照耀下，谢氏找回了自在和尊严，更显示其逃避世网之后所获得的安全感。此正说明其“文咏”是在仕途堵塞之余，不得已而为之，此决定了他必将身世之感融入到山水诗、赋写作之中。此赋与东晋玄言前辈孙绰《游天台山赋》存在着渊源关系⑥，其赋曰：“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余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俯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⑦当然，天台山在孙兴公心目中，尚属高士游仙之地，然其所谓“神”的概念，超拔尘俗，玄释相济，却启迪谢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