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5)05-0031-10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5.003110 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大学履行的职责与今天完全不同，它们主要从事牧师和教师训练以及与之相关的职业训练。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其主要任务是维护知识霸权和已经建立的国教秩序，而不是鼓励科学进步或提供自由教育。虽然社会精英通过大学培养，但他们很少完成学业和获得学位。“工业化以前大学的附属使命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实现未来精英的社会化。大学只是中等教育的一种扩展形式。”①进入19世纪后，民主化浪潮、工业革命和职业阶层兴起，不仅导致对更加完善的大学制度的需求，而且也塑造了大学的精神气质。 一、自由教育传统与大学精英精神 自1852年纽曼出版了《大学的理念》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学是一个与众不同而且拥有特权的机构，它需要一种重要的办学理念或精神气质。自由教育就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古典大学极力倡导的教育理念，其核心在于对古典人文主义的坚守和社会精英的培养。 1.自由教育的传统 长期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和滞后性。它们坚持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课程内容以古典人文学科(希腊语、拉丁语、雄辩术、诗歌、历史、文法)、经院主义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为核心，教育目标是培养在教会和公共生活中拥有优先权的牧师和英国国教派绅士，非国教派人士不能担任大学教员。它们也抵制自然科学的教学。虽然19世纪早期法律和医学专业比较重要，但它们只是表面结构，其基础仍是扎根于古典学科的自由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体制性障碍，如研究员职位、学额奖学金、希腊语，是古典大学根深蒂固的症状，尤其是牛津大学根本不相信教育对工业的作用。由密尔和帕蒂森强烈表达的对‘自由教育’和非职业教育的普遍信仰……才是真正的抑制剂。”②19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是传授自由人文学科的机构，并否认有其他任何与之相对的目的。 牛津和剑桥对古典人文主义课程的迷恋，体现了英国大学自由教育的传统。约翰·密尔指出：“大学不是职业教育的场所，它不是为了教给人们一些谋生的知识……人们在成为律师、医生、商人和制造商之前必须先成人，如果你使他们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人，他们也将会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律师和医生。”③因此大学并不传授专业知识，而是引导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同样生活在19世纪的纽曼也对自由教育进行了论述，他反对功利主义和“大学以研究为中心”的观点，而主张把自由“人文学科”(liberal arts)作为课程的核心。他说：“当别人问我，大学自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所构建的自由知识或哲学知识目的何在？我的回答是，它有很具体的、真实的和充分的目的，但这一目的不能与知识本身分开。知识本身就是目的。”④这种知识被称为自由知识或绅士知识，大学教育就是为了获取这种自由知识，其目的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即绅士。“自由教育不是培养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而是绅士。即如何成为一名好的绅士，使他具有高超的智商、敏锐的鉴赏力、公正公平、冷静的头脑，在生活中品德高尚、行为谦恭。”⑤自由教育追求纯粹的知识，厌恶专门的职业训练。因此当牛津和剑桥开始允许自然科学进入大学讲坛时，强调的也是纯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的教学。这种对古典教育或自由教育的坚守，反映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保守主义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大学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分层制和固守仪式的组织，大学并不像其他机构，它基本上是保守的，其声誉不是建立在创新基础上，而总是有意地抵制突如其来的变革。”⑥ 2.精英教育的理念 自由教育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和社会精英，它折射了英国古典大学精英教育的理念。自由教育向学生提供进入上层阶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它在控制个体与社会流动以及职业状态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纽曼和乔伊特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责是造就好公民，同时它应该为未来的国家事务和高级职业培养精英人才。“在自由教育的价值体系中，大学的作用被看作是保护精英价值观和培养精英人才。”⑦作为一种保留精英身份的成功方式，自由教育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它对于那种非精英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深表怀疑。艾略特认为，“自由教育是维护少数人文化品性的基本条件，它应该继续成为少数人的文化。”⑧自由教育认为性格比技能重要，身心和谐发展比专业成就更可取，礼仪端庄比自信更优越。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促进成功而是防止失败，它把社会道德而不是智力品质作为教育的目的，美德、高尚、献身、智慧、高贵、谦逊、勇敢等品质，都是自由教育追求的理想目标。 在英国大学制度中，牛津和剑桥的统治地位使它们在上层阶级中获得了特有的权力和社会声望。正如哈尔西和特罗指出的，“牛津和剑桥的‘魅力’构成了英国精英社会地位象征的基本组成部分”。⑨这种地位促使它们追求那种有抱负的职业，从而使其毕业生有优先进入教会、政治、法院和重要工业领域的权利。到19世纪中后期，“牛桥”大学毕业生仍然处于教育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公学和文法学校。据统计，19世纪剑桥大学来自公学和文法学校的学生分别占54％和20％。⑩公学被誉为英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它们与牛津和剑桥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来自公学的男孩有更多机会获得牛津和剑桥的入学资格与奖学金，从而使得“牛桥”成为公学教育的自然延伸。艾略特指出：“精英必须在自己的机构进行培养，在英国意味着公学和紧随其后的更加智慧的牛津和剑桥大学。”(11)总之牛津和剑桥奉行精英主义教育理念，它们的目标是培养能维护英国利益的社会精英，这种独特的社会功能和大学精神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植根于“牛桥”传统中的自由教育传统逐渐遭到了破坏。学术职业、原创性研究、与外部机构建立新联系等，不仅改变了自由教育的传统，也引起了整个大学精神的变革。“在社会和经济压力的驱使下，在自身科层组织的推动下，以及在新右翼激进分子的攻击下，英国政府发动了一系列改革，以此重构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并增强国家对大学事务的控制。”(12)1963年发表的《罗宾斯报告》标志着国家精英和大学精英之间的分化，自由教育传统与大众高等教育的相关性开始受到质疑。这意味着构成精英权力基础的大学作用的转变，也预示着古典大学自由教育精神的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