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5)03-0143-15 一、引言 欧洲中世纪大学时期，“求知”是大学的重要职能，欧洲各地学者聚集，推动了学术间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形式的交流虽然缺乏组织性与体系性，但学者为追求学术而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形式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滥觞。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化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潮流。伴随教育交流形式的多样性，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多元文化背景的跨国往来与日俱增，“跨文化交际”一词也应运而生，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本文认为它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特殊语境描述，是定义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互动作用[1]，是指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在交遇时的状态和现象，是跨国界的文化交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能立足于本土，放眼于世界，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高校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培养具有全球领导力的杰出潜力人才的历史责任。高校需为学生创造各种机会，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主动成为文化传承、传播和创新的使者，在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和谐世界建设中做出应有贡献。[2]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层面各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学生有了空前的跨文化交流机会。留学、出访、交换项目等多样性国际交流机会在我国高校得到了蓬勃发展，使得学生能充分感知不同文化的教育方式和特点，为实现教育全球化和教育多样性的平衡进行最新鲜直观的体悟。 这一过程涉及三类学生群体，即出国学习的本国学生、来本国学习的国际学生以及留在本国学习的本国学生；同时，形成了两种类型的项目：“本土国际化”项目，为无法出国学习的本土学生创造国际化的机会，一般而言，这种国际化使得学生无需走出国门，就可接触多元文化；“国外国际化”项目，主要是指学生可以走出国门的各种各样自费或公费国际交换项目以及攻读学位的项目，它为学生创造一种国外学习的氛围。 本文主要关注留在本国学习的本国学生，亦称“本土学生”群体。推进本土学生的国际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迄今为止，本土学生占学生群体比例依旧很高，也是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部分。与学生出国学习相比，本国学生是节省成本的，它把国际学生当做国际化资源。其次，本土国际化关注到了教育国际化的公平问题，毕竟很多学生是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无法出国。[3]最后，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对于国内学生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经历有着积极影响，这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4] 二、研究综述 “本土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诞生于欧洲大学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最初并没有学者或实践者将其引入公众视野。20世纪90年代，瑞典学者尼尔森(Bengt Nilsson)重新定义了“本土国际化”概念，使得人们从国际学生流动的视角转向对本土学生国际化的考察上。[5] 具体来说，“本土国际化”主要指学生在大学校园中就可以利用“校本资源”提升国际性，包括相关旨在提升本校学生国际性的交换项目，在校国际学生、外国专家、交流学者等“人员资源”，校内提供的国际互联网、外文电子数据库、图书资料等“信息资源”以及由留学生公寓、国际会议、国际活动等构成的“国际化环境”。[6] 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条件出国留学学生的国际化以及那些来本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这两类人群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以外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居多，对本国留学生的影响更是最近才逐渐引起关注。[7][8][9]所以，加强该方面研究则有助于推进本土学生的国际化，从而也可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整体水平。 在研究内容方面，留学生的心理适应以及社会融入是研究的焦点，而与本国学生的互动交流问题往往被忽视。其实，对本土学生影响最大的是本土学生与国外学生的互动。研究者注意到仅仅在大学校园中拥有国际学生并不等于有效的国际化，也不代表就会与国内学生互动[10]，甚至本国学生因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偏见或者学业压力等因素在与留学生交往方面有或强或弱的抵触情绪。因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鼓励本国学生与留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学校参与介入具有积极意义。勒斯戴尔与托德(Nesdale and Todd)发现各类项目活动对提升本国学生的跨文化接受能力、文化知识以及包容性方面有很大作用。其他相关研究也表明，与留学生一起参加过班级活动或校园项目的学生跨文化学习与发展能力更突出。[11] 在研究结果方面，本土学生与国外学生在互动中有何收获，以及获得了何种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尽管在高等教育中被广泛使用，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一直不清楚。马丁(Martin)认为其包含认知技能/意识、情绪/人际品质、行为能力；拜拉姆(Byram)认为其包含四个方面，态度、知识、解释与联系的技能、发现与互动；凡蒂尼(Fantini)认为其包含五个方面，态度、知识、技能、文化意识以及外语技能；威廉姆(Williams)认为其包含三个方面，认知、情绪、行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