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5)05-0029-10 广州初夏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Lucy相约一起做头发。等我大汗淋漓地赶到美发店，Lucy已经等得快不耐烦了。我跟她解释说公交车不准点，她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教育”我：“我叫你打车的嘛。看你出这么多汗，很没样子，省这点小钱做什么呢？”我抱歉地笑笑，拉着她一起讨论发型。她准备将大波浪拉直，留了三个多月了，想换造型，建议我烫成小卷——时下最流行的发型。听到我在260元的韩国烫发水和150元的国产烫发水之间选了后者，Lucy立马和发型师插话说：“不要，给她用韩国的。”接着转过头来继续“教育”我：“你怎么会选那个(国产的烫发水)呢？没省多少钱，但是对你的头发不好。”我没有坚持，尽管对这两种烫发水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心存怀疑，但到埋单的时候，我只需要付国产烫发水的价钱，而Lucy分文未付。看我疑惑不解，Lucy向我解释，美发店老板是她的前男友，他们分手之后还是朋友。 Lucy，26岁，广州本地人。三年前与一位香港已婚的建筑师在一起后便不再工作，由男友供养，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奶”。她在广州的日子看起来光鲜惬意，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门就打车；用雅诗兰黛和迪奥的化妆品，背LV包包，挂Gucci的手机链；每日与朋友们出入咖啡厅和酒吧，定期去香港购物，到各地旅游。 Lucy是我访谈的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广州本地女性中的一例。和Lucy一样，她们大多时尚靓丽，追求有品位高消费的生活。通过深描和分析城市女性进入、维系(以及计划离开)包养关系的过程与策略，本文将探讨她们对时尚消费和亲密感情追求中的矛盾和冲突，并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本土性别观念和社会网络如何互相交织，形塑她们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与亲密关系选择。 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社会经历了一场消费革命，各种此前闻所未闻、甚至无从想象的商品和服务都被引入国内市场[1]。在大众传媒、公司广告的推动下，消费文化日益兴起，重新建构着关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的想象。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帮助新兴的中产阶级自我定位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老练的“公民—消费者”[2]。昂贵的奢侈品和休闲活动向市场改革中崛起的经济精英们推销着一种值得渴望的生活方式，并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3][4][5]。社会地位较低的低收入群体也不遗余力地按照新标准消费。一些研究表明，消费为那些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对自身的位置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如农民工，提供了一种融入城市文化并获得现代身份的感受①[6][7][8]。 正如社会学家指出，消费除了满足个体的需求之外，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情感意义，对于消费行为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理解。一些学者指出，消费往往是一种寻求竞争性身份地位的行为，比如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关于“炫耀性消费”的经典阐述中谈到，人们消费特定的物品是为了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他人的艳羡或重视[9]。消费不仅是一种“区隔人群”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建立人际纽带的途径。人们往往通过为他人购买和赠送商品来表达关心和爱意，从而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10]。在消费主义日益兴盛的今天，情感的表达已经越来越被市场所主导，已经形成某种高度依赖于商品的“爱的物质文化”[11][12]。一些新近的研究指出，消费日益成为在社会群体中确立成员身份、获得认可和归属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人们购买特定的物品或服务与其说为了获得让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不如说更多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和尊重，以享有社会交往的平等机会。比如，社会学家阿里森·普赫(Allison Pugh)通过对儿童消费文化的研究提出“尊严经济”(economy of dignity)的概念，意指确认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体活动并从中获得认可和归属感的社会意义系统。普赫发现，流行的玩具和消费经验构成了儿童之间社会交往的重要话题，即儿童“尊严经济”的重要筹码，如果缺乏被群体认可的消费经验，就容易被排除在群体生活之外，难以获得同伴的认可和群体归属感[13]。 本文借鉴普赫的“尊严经济”的概念，强调消费行为与个体尊严和群体归属之间的重要关联，着重阐述时尚消费对城市女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形塑，并分析在剧烈的社会流动中维持特定的身份和群体归属对这些女性的特殊意义。文章还将深入描绘女性消费文化与亲密关系的勾连，并嵌入中国市场转型期的性别秩序中展开讨论。市场改革以来，本质主义的性别文化兴起，男女之间性别分工和差异的“自然化”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14]，消费女性也成为新贵群体进行成员选择和结盟的重要手段[15]。与商业化的性消费相比，拥有情人则更能彰显男人魅力和社会地位，因为“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钱而能吸引到漂亮女人的能力无疑是对其男人味和社会地位的终极证明”[16]。与此同时，在亲密关系中，性别分化也进一步彰显。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得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中往往缺乏获得物质资源的平等机会，很多女性的消费能力要高度依赖亲密关系中男伴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男性对于女性的供养被建构成情感表达的重要因素，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满足女性的物质要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荣耀的。在消费文化和性别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对于缺乏市场机会、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城市女性而言，与有钱男性的婚外亲密关系不仅使她们能够实现心神向往的现代都市女性身份，而且帮助她们获得和维系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