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恶搞”文化兴起的技术及文化原因 无疑，新媒体文化的发端首先得益于新技术的推动，但技术本身不会进行文化实践，使用技术的人在实践中参与意义的建构，产生新的、和时代精神相符的文化形态。其中，影像生产及传播实践出现的新景象，见证了这一社会文化的转型，尤其是主流—另类文化格局的重构。自从有了数码摄制产品，有了美国Youtube(已推出10个语言版本并在欧洲、亚洲、澳洲及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76个国家地区落地①)这类全球化以及类似中国土豆、优酷(现合并为优酷土豆)、韩国(www.freechal.com)等以服务本土用户为主的视频分享网站，网民自己用影像生产信息、传播与分享信息就成为可能，形成高度自动化的影像数据库，为草根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当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体建构的主流文化与大众所认同的、所需求的社会文化现实有巨大差距时，一种与主流文化既相生又相悖的新媒体文化实践就迅速发展起来，“恶搞”是其最明显的表征，但很快，这种迅速流行的大众文化就受到政治权力、经济效益的双重规训，这之间的博弈呈现出当代文化现象的复杂性。本文即尝试将“恶搞”文化实践置于新媒体文化的语境之下予以初步的讨论，在探讨其源起、意义与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分析其如何被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双重裹挟。 二、“恶搞”文化实践和理论阐释 真正意义上的“恶搞”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其中，借助视觉传播新媒介产生的“恶搞”文化是构成此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上所述，由于主流媒体文化已不能满足大众所需，随着电脑的日益普及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具有近用性(Accessibility)的新媒体自然成为大众文化表达的替代性即另类媒介。视觉“恶搞”文化借助诸如电脑图像、网络视频等发端并迅速形成流行趋势，这一趋势可追溯至Photoshop等图像处理软件被大众所掌握的第二个千禧年初期。2003年，一个胖乎乎的中学生，不经意间的惊鸿一瞥被网友的镜头捕捉下来传至网上，随后又被精通图片PS的网友制作成各个版本的网络小胖，如蒙娜丽莎小胖、兄弟连小胖、哈利波特小胖等等。由于其一反主流媒体“制造”的“老成少年”形象，以憨态可掬、胖嘟嘟、萌哒哒的形象示人，且网友“盗猎”了各式经典图像加以融合、戏仿，因而迅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名小胖陡然在网络世界一夜成名，“PS小胖”也成为网络图像“恶搞”的经典。此后，猥琐男等不计其数的“恶搞”形象以相同的方式流行起来，共同构成了网络上的“恶搞”图景。 将“恶搞”推向巅峰的，则是盛传于网络的用户自制视频(User-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制作者胡戈是一名普通的青年，作为第一代技术网民，运用当时赖以谋生的网络音视频技术，“戏仿”陈凯歌导演的大片《无极》，借用央视栏目模式作为视频结构，还像模像样地在其间“插播”自制商业广告，客串流行音乐(Rap)，并包揽了所有角色和旁白的配音，充满反话偏正说的修辞效果，总之怎么“欢”怎么来。时值2005年春节，胡戈将视频作为新年礼物通过互联网发送给了一些朋友，只是想“逗朋友们一乐”，但万万没想到引起的是一次巴赫汀意义上的“狂欢”。这一网络文化事件让更多的主流人群意识到“恶搞”现象不容小觑，同时意识到“恶搞”时代的来临，人们开始利用各种现代传媒的专业技术和手段，对那些精英的、传统的主流视觉文本进行主动的、有创意的、颠覆性的修剪、修正甚至重写，特别是有了相对宽松的传播环境和技术平台的网络媒体，“恶搞”作品被成批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在人们平淡而庸常的生活中出其不意地制造叹为观止的“恶搞”经典，创造大众文化历史。 胡戈创制《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目的是以严肃的“玩”的形式对传统意义上的国产大片发起挑战；后来拍《春运帝国》是为了讽刺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社会现状；小胖的漫画惹人爆笑之余也是对大兵瑞恩、泰坦尼克海报的修正；网络“恶搞”可能并不那么来势汹汹和尖锐凌厉，但它的产生根源和灵感却总是因为原作品当中有某些“成分”对“阅听人”的“阅”与“听”造成压力或者审美疲劳，从而引发了对所谓传统、权威、高雅、经典、精英等“质素”的仪式性的抵抗，其实，阅听人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动的。 在日常生活中，弱势群体对其奴役者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抵抗方式——避让但不逃离。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化理论家米歇尔·德塞都着重解释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所谓抵制，并选择把民众——包括阅听人——抵抗的战术理论化。在德塞都看来，日常生活的实践就是实践主体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场所，小心翼翼地探求各种势力的微妙平衡。这种类似于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抵制不是暴烈的革命行动，而是利用表面的驯服去麻痹统治者的神经，采取迂回战术，通过策略或技巧在统治者最不易察觉的地方实施抵制，取得局部的胜利。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在这种小规模的不明显的抵制中使自己的意志得到体现，从而改变整个权力机制的整体面貌和结构。德塞都这样概括抵制战术的基本特征：“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②，简言之就是避让，但不逃离。具体到日常生活中这种抵制以何种方式进行，德塞都提到了企业雇员所实施的“假发”战略。他认为：“假发”就是指一些雇员装作是在为雇主干活，但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工作。例如某位雇员在上班时间写一封情书，某位车工借用工厂的车床给自家的起居室打造一件家具等等，这种行为很巧妙地让工厂雇员体会到一种快感。这种快感，表面上是因为雇员不必花费自家的钱财、不必动用8小时之外的私人时间，就得以完成一项私人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当雇员在工作场所戴上“假发”的时候，他通过自己对工作规章的违反，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生产了一些不会给工厂、企业带来利润的东西，一些与原定生产目标并不一致的物品。这恰恰展现了雇员作为一个生产者的能动性和创造能力不必根据图纸，不必根据指令，没有现成的设计，甚至没有既定的明确目的，他们只是利用现成的边角余料，随手改动它的形状，规划它的用途，即席构思加工。这个过程，使得处于枯燥乏味、毫无生气的大生产中的雇员重新成为一个生产者，从而避免了类似于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命运。
